洪清田_長今哲學

長今哲學——把事情做好
5月 1日 星期日 05:05 更新

【明報專訊】約二十年前，新加坡召來不少新儒家學者，像董仲舒那樣搞國有官儒，十多年前以儒家秩序觀為本，提出「亞洲價值」，宣稱西方的極端個體主義不適合亞洲，個體解放必然天下大亂﹔亞洲只可以走傳統家庭價值與和諧社會的道路。這種論述，把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奇蹟，歸功於精英主義和建制主義、集體主義和權威主義混成的「亞洲價值」。



《大長今》以亞洲傳統的藝術形式和內容，似乎從頭到尾和新加坡式「亞洲價值」對幹，展現一種全新的可能、一種有別於新加坡式「亞洲價值」的「新亞洲價值」。

長今揭櫫家庭價值與和諧社會，但展現的南韓，是一種個體解放、以解放的個體接觸大自然和社會的客觀現實和處理客觀問題、在解放的個體的基礎上重塑一個跨越東西古今人文精神的新集體。醫皇后兒子天花那一幕，內醫院人人捐棄前嫌，在長今領頭下自動自覺總動員，你一言我一語，集體創作療法和處方，恍如充滿浪漫理性光輝的社會主義天堂。

體現「新亞」精神 保存家庭價值

新儒家錢穆、唐君毅和牟宗三等一班同志蓽路藍縷，苦心孤詣經營「新亞」（New Asia），要建立一種尊重亞洲傳統、面對現代和結合中西的新文化和新社會形態，新加坡由權威建制主導，由上而下刻意地直線建立，卻做不到。南韓曲曲折折，似乎找到「新亞」之路，締造了一個新文化和新社會形態。南韓不少方面已走在亞洲最前面，既保存了家庭價值與和諧社會，社會各階層和企業內部進取活絡，正負互動和競爭淘汰熾熱，不那麼忌生死、因循苟且、抱守殘缺。南韓成為亞洲最能自我反省、糾正和更新的社會，新陳代謝比較順暢。《大長今》把今天這種活絡和諧的社會的具體運作形式，投射回500年前。

《大長今》中，由韓尚宮和長今母親到長今，一脈相承奉行「煮一定只煮有益無害的食物」和「醫只想醫好」這條貫通傳統道德和現代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的人生信條，但「專注做好一件事」卻絕不容易。它牽連政治、組織和人性等層面，須突破和超越權威性的建制組織，接觸事物的客觀性，出入建制組織、不受建制組織的羈旅，最終改變權力和權威的建制組織。長今感喟﹕「我只要把事情做好，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多、這麼大紛亂﹖」

否定權力 挑戰建制

長今有一種天生的、近乎病態的「否定和質疑現狀與既成知識和權力」的性格和意識，總要跟人不同，總要尋根究柢、另闢蹊徑。她和整齣《大長今》的美感，來自反覆層層延伸「怎樣排除萬難，把事情做好」的知識論自發交流狀態（Epistemology Interactive Spontaneity）。

大明來使有病，長今和韓尚宮不煮盛空前的正統宴席，竟自作主張，以「清茶淡飯」款客，招來大明正使和宮中整個建制的上下圍攻。崔尚宮和今英走一條正規路線，按宮內和國際的安全慣例，煮可以使病情惡化的3日盛宴給大明來使享用。

擇善固執 四面受敵

她醫皇太后，走出醫療的專業框框和建制的權力框框，進入生活的最根本，找出皇太后的怪病是因為「偏食」。以生活為本，才能回歸食療的真意。其他醫官、崔尚宮和整個御膳房上上下下因循千百年來的正常做法，唯上唯權，上上下下的日子因而好過得多。建制的權力規律、辦事方式和人際網絡關係凌駕客觀規律、知識論和方法學。長今冒險偷弄去味的蒜給討厭蒜味的皇太后吃。被敵人揭發，連一直支持她的皇后也反臉不認人。長今像中世紀民間的科學家偷偷摸摸做各生物和物理學的實驗。在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制約下，她一次又一次擔驚受怕，才把事情做好。

阻礙和危險不但來自對立面的崔尚宮集團，也來自自己人。內醫院同人，不論因她的堅持而得益或受損，都反她。原因各異，「她算什麼﹖她以為自己是什麼﹖她要拿什麼『數』﹖」、「她以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她以為別人什麼也不知，只有她看到。她囂張狂妄，自己也不知在做什麼，簡直莫名其妙。不懂給她嚇死、懂給她笑死。」、「她為什麼這樣﹖她為什麼處處踩我們﹖她對我們有仇。」、「她自大自卑、志大才疏。她心懷不軌、心存怨恨。她有病。」（《大長今》有很多這類對白，結局尤多。）

求真須代價 英雄不是命

新科學、新知識、新思想、新藝術和新學問的出現，十之八九、千之九百九十九都是失敗的，直接間接喪命是常態。求真、務實是要捨命的。

一個名留青史的科學家、知識分子、思想家、藝術家和學問家，背後的無名英雄何止千萬﹖劇情的虛假，在於長今次次成功，和中國人建基於小農幻想的武俠小說一樣，次次死裏逃生。和中國歷史上和當代的冤案相比，她每次平反都很快。

盛世和浩劫之分，取決於能否給「否定和質疑現狀與既成知識和權力」留下空間，容許和引進外來異質性進入建制，新舊交配，和而不同，各自發揮生命力。《大長今》幾乎每一幕，都簡單而生動地展現西方文明這500年來，怎樣帶領人類歷史走過「客觀願望和主觀規律」兩種哲學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不單是人和人、人和自然、個人和建制之間的關係，不單是怎樣辦好一件事、學好一種知識，而是全新的權力觀、人生觀、存在觀、秩序觀、社會觀、價值觀。這是全新的世界觀，全新的文化身分認同內容和方式。

二三百年來，東方社會拙於為傳統建制社會「留白」，對歷史積壓的問題也欠自覺性，反之以集體主義系統掩蓋、扭曲、鎮壓這兩層面的內在矛盾。即使居上位者是改革派，具開明和先進的視野，也難於建立這種文化和社會形態。中宗不能委任長今做主診醫官，因為有違祖宗家法和國家根本，是數典忘宗，必遭天譴，社稷傾塌。臨結局，長今陷入六代最高尚宮給今英預備的處境——賣身進入「權利、財富和家族/皇室」的建制陷阱。有恩於她的皇后要她慢慢讓世子死去，她又要不惜一死才勉強換回喘息的機會。

走過衰落 南韓政經文化突起

南韓經戰後經濟起飛後，這20年來民主化快速推進，代價慘烈，全民一起付出。總統給暗殺，或給押上法庭，跟坐牢、判死刑，坐牢的反對派出來做總統。大學生不示威、不衝擊警察就不是大學生，大學畢業做警察，轉身站到示威隊伍的另一邊，抵擋衝擊。97、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南韓政經公私各界通過新陳代謝後，整個社會和民族走過「國族總體質變」的臨界點，經濟、政治和文化創意產業異軍突起。《大長今》以現在的社會情思想像500年前，一種嶄新的價值觀和伸手可及的新期望（Aspirations）建構了一個新社會、新文化、新國家、新民族。

新加坡的興起，是一群英國培養的知識和政治精英，一次過向英國批發和代理應用性的現代體制，沒有南韓那種整全現代化。新加坡的模式，60年代傾向於長今模式，現在變成今英模式。新加坡的前途，繫於能否由目前的新加坡社會形態和「（舊）亞洲價值」文化，培訓出像英國為新加坡培養的那級數人才。

文﹕洪清田

編輯﹕廖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