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t Culture

十元飯角度看觀塘市區重建和最低工資

2006-10-15T12:44:00.000+01:00

周日話題﹕十元飯角度看觀塘市區重建和最低工資 (明報) 10月 15日星期日 05:05AM

【明報專訊】9月23日，我在觀塘月華街公園和左手拿NEXT牌香煙、右手握啤酒罐的速遞員陳先生談天（之後寫成短文，見註一）。陳先生月薪五、六千元，豪不起，對價錢牌也相當敏感，「近兩三
廣告
年裕民坊的食肆價錢貴了」，「GIORDANO已經升級，無20幾元一件衫，」「輔仁街對上有11元的飯盒。」

經朋友轉述，有觀塘地區組織成員看到短文後頗不滿，其中一個原因是11元飯盒只是少數，不應被不成比例地放大。

10月12日，為了這篇報道，我約了觀塘工友瑞芳在午飯時間見面。她打開一盒顏色挺不錯的叉燒飯，「10元一盒，在藍田的屋買的」。我心頭一亮，緊張地問﹕「真的﹖那在觀塘哪裏可以買到10元的飯﹖」「，周圍都有啦。」

是的，在觀塘賣10元飯的地方肯定不是多數，我這個薪水低心頭高的「下流青年」，過去對特價資訊無心裝載。但對於一眾生計左支右絀的工人，他們就是只看到十元飯﹗周圍都是十元的飯﹗這篇同時關心最低工資(相關新聞 - 網站)和觀塘重建的報道，很希望將這「十元飯」的視角高高地抬起來——用這個來檢驗觀塘重建規劃和社會保障政策，勝過委任十個「專家委員會」。

瑞芳和阿玲現時同樣在觀塘區上班，主要的買消費場地也是觀塘道以北的舊區。後者在幼稚園當校工，星期一至六下午一至七，月薪3000大元﹔前者加入了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環保回收隊，工作不多，每月只能賺千多塊。聽她們來香港後（兩人都是在90年代末隨丈夫來港定居）的職場浮沉錄，還以為自己在讀《塊肉餘生記》。

阿玲的香港「塊肉餘生記」

阿玲初來時被騙到中環的經紀行，差點兒交了三萬塊「開戶口」﹔接在茶餐廳做了一個月被辭退，人工本來已經少了，老闆還要扣制服費、洗制服費和兩日假期錢共600元（協會替她追到瘦才追回來）。接做酒樓、做茶餐廳、做工廠大廈清潔、做速遞﹔2002年，在長者宿舍做雜工，全職薪水跌至2800元新低。阿玲辭工後向勞工處(相關新聞 - 網站)長張建宗(相關新聞 - 網站)告狀，薪水馬上加回5000元，「但不關我的事了，我都無得做啦」。接到出名的碧瑤清潔公司、高爾夫球場、心理衛生會，直至一年前轉到現在的幼稚園。

不要忘記，阿玲這張水蛇般長的resume（字數有限，瑞芳那份就按下不表了），還要加上「照顧3名子女」和「維繫夫妻感情」兩項偉大業績。根據李麗珊(相關新聞 - 網站)說，在香港養大一個小朋友要400萬，阿玲和瑞芳的家庭總月入只有一萬多一點，卻成功肩負起2400萬（6名子女）的龐大工程，經濟效益相當驚人﹗

apm——難堪的代名詞

最低工資和觀塘重建規劃，乍看是「大纜扯唔埋」的事，但對於經常在觀塘出入的兩位，其實一個關乎收入一個關乎支出。

市區重建(相關新聞 - 網站)局8月初公布了3個聲稱從下而上、由居民參與規劃的觀塘市中心重建設計，我們見到一幢和對面apm倒模一樣的超高商廈，還有5幢50層高預計售價8000元一呎的豪宅。

重建的鏟泥車將會鏟掉瑞芳買平價衫的仁愛圍晨早市集、買80元一對返學皮鞋的小舖，還有物華街小販區，換來另一個「令人難堪」的apm。我沒說錯，apm對於瑞芳和阿玲來說，都是難堪的代名詞。

強調自己「買名牌要等下一世」的阿玲說，絕對不會主動到apm消費，而她在apm開張以來，只光顧過兩次。第一次是給她時薪20元的幼稚園一年一度請食飯。

到說起第二次時，平時陰聲細氣的阿玲吊高了聲線，以示事件的嚴重﹕「那次同事叫我去apm的茶樓飲茶，埋單要90元一個人﹗我好大聲話，『以後千祈唔好叫我﹗』」

瑞芳的難堪則是來自子女﹕「有時叫個仔去個大商場（apm）行，他就話『媽咪，次次都係有得睇冇得食，唔出去啦』。你知，十幾歲人最鍾意食。」

「對於收入少的人，起多10個（apm）都唔會好。」阿玲對重建下了結論。「在（舊區）那邊，食冇咁貴，買冇咁貴。如果搞到高級晒，窮人就肯定食唔起。」瑞芳也說。她見我對「10元飯」這麼有興趣，就拿出一張紙，上面寫龍記燒味飯店和一個電話，「那裏就有10元的叉燒飯」。「那你抄下電話來幹什麼﹖」「哦，我打算在那裏找一份兼職。」

觀塘舊區到處10元燒味飯

換上了10元飯的視角，就好像戴上熱能探測眼鏡一樣，對整個觀塘舊區突然敏感起來。逛了一小時，居然發現了至少6個賣10元飯的地方（其中兩間只優惠學生），全部集中在輔仁街街尾和轉彎的瑞和街裏，包括龍記燒味、新瑞興燒味、金豐叉燒、十八燒味檔平價市場、古老燒鵝大王（原來真的周圍都是10元燒味飯）。金豐叉燒一名職員說﹕「生意難做，競爭激烈。董建華(相關新聞 - 網站)時代是8元，現在曾蔭權(相關新聞 - 網站)來了就加回10元。以前﹖成廿幾元﹗」基層社區以龐大的人流，小商舖亦以「密食當三番」的策略提供平價貨。

基層消費視角觀塘主流

根據統計處2005年的分區人口概，觀塘人口587,000多人（2005年數字）﹔65歲以上人口比例全港第三，達15.5%，次於深水 （16.1%）和灣仔（15.7%）。其他人口數字包括﹕60%居民住在公屋（10萬個單位，全港最多）﹔17,900多個無業家庭，全港排第二﹔家庭入息中位數9000元，全港倒數4名之內﹔失業率達7.6%，全港第三。這些數字說明，以10元飯為代表的基層消費視角，才稱得上是整個觀塘區的主流。他們不需要再多一個令人難堪的apm，卻是要維持甚至擴大目前的基層消費選擇。市建局的新apm重建大計，與這個想法格格不入。

市建局行徑配合地產商

還記得導言中那位速遞員陳先生嗎﹖我至今還清楚記得他提的兩個有力反問﹕「照計香港應該係窮人多過有錢人。但點解有錢人有成個香港島、尖沙嘴去玩都唔夠，要踩埋入觀塘﹖再咁搞法，香港咪即係冇晒貧民區﹖」陳先生的話點出了香港市區重建背後的邏輯。

雖然市建局口口聲聲以人為本，又說要保存社區網絡，實質的行徑卻是要配合地產商，將50、60年代興起的幾個市中心基層社區逐一消滅（深水、大角嘴、土瓜灣、觀塘等等），換來一批批供得起7000元呎價的新晉中產，繼續藉「市場力量」推動區域的「紳士化」（gentrification），地盡其利，賺完一筆又一筆。

同時，為了幫原基層區域「洗底」，老地名也不斷被地產商和政府刻意抹去﹕西灣河變嘉享灣、土瓜灣變翔龍灣(相關新聞 - 網站)、大角嘴變凱旋門(相關新聞 - 網站)、吊頸嶺變調景嶺、陰澳變欣澳。

回到最低工資的問題。大家應該留意到，每逢有什麼關於最低工資的宣布，新聞記者都習慣會配上一則低收入工人的訪問，記者先是例行公事式地描述工友的苦，然後問一兩句對最新政策的意見﹕冇用/有用/好過冇。這種公式的新聞書寫不單令工友被視為軟弱無力的放音器，亦令大家忽略了，為基層爭權益的戰線不單止在最低工資上，維護基層的生活空間也是一條重要戰線。但我們偏偏看到不少聲稱為基層爭取利益的黨團和地區人士，一方面提倡訂立最低工資，另一方面卻支持市建局擠壓基層生活空間的重建方案。

10月5日深夜，另一次訪問令戰線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需要留有生路的小販政策

52歲的潮州怒漢（沒有問姓氏）來了香港30年，一直在觀塘做熟食小販，白天在熟食中心賣牛雜晚上擺街賣炒麵，10元一袋20元一大盒，香氣傳遍裕華大廈對觀塘道的暗巷。在街上謀生，晚晚都是戰鬥，不是像30年前那樣怕沒生意怕被搶位，而是怕猶如鬼魅一樣的食環署(相關新聞 - 網站)職員。

他一提起食環署，雙眼即露出吃人的怒火，「1997之後冇啖好食，以前小販隊深夜就收工，家係24小時。趕絕。轉角的熟食檔，被人拉了唔知幾多次，拉完又換人又換人。」他說自己成日被人拉，一個月幾次，每次罰2000幾，車也沒收，白做。

他說食環署的人愈來愈「陰濕」。有時穿便衣、有時坐沒有記認的van仔、有時從巴士衝下來拉人。他已大概掌握了食環署職員的時間表，11時45分就把檔蓋好靜候。果然，不消15分鐘，3個食環署職員像鐵甲人一樣操過。潮州怒漢那晚避過一劫。

「以前到處都很旺，好多小販，幾十歲阿婆都在街剪線頭，個個都搵到食，點知家廿幾歲都要去做保安﹗」潮州怒漢本性勤力，50歲行得走得難道不工作，起碼做到65歲。比起那些40歲就說退休，然後等基金經理協助錢搵錢的高等白領，潮州怒漢的精神更令人敬佩，但整個制度卻粗暴地要把他趕絕淨盡。

抗拒市建局「紳士化」政策

對於阿玲來說，爭取最低工資是切身的抗爭，如果爭到至少時薪30元的最低工資，幼稚園雜工的薪水就會由3000元增至4320元。

不過，對潮州怒漢來說，最需要的是一個留有生路的小販政策。觀塘重建則關乎整個社區的生活模式，對所有人都事關重大，卻不成比例地缺乏關注。維護基層的生活空間，抗拒市建局在港九市區推動的「紳士化」，刻不容緩。

（註一）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53891&group_id=11

文﹕朱凱迪

編輯﹕梁詠璋

resources:http://hk.news.yahoo.com/061014/12/1uo7y.html

紅麈裡打滾的神父

2006-02-23T06:34:00.000Z

原文出處: www.gcf.org.hk 工作與召命

關俊棠神父，早年於意大利攻讀哲學及神學，並在羅馬取得倫理神學博士。1970年成為神父，在年過五十之年，脫離教會的供養，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延續神父的心志。這天，我們請他來分享如何作出這樣的決定，並這幾年的經歷和體會。

開場白

「我相信作為基督徒的我們，要學會認真調較自己的生命去回應神的呼召，為此，我們要不時反省：『跟隨神，作祂的門徒，我當如何把祂賞給我這生命的恩賜活得更好，更能讓這生命成為別人的恩賜呢？』另方面，我相信神的旨意甚少透過一個夢，或一個特別的場合就立刻顯明的。」關神父就是這樣為自己作了一個開塲白。

職途順利，但這是我的呼召嗎？

關神父做過中學生訓育工作、堂會牧養、哲學生和神學生牧靈工作、教學，到後來更成為修院的院長；同時，他也在外界從事基層工作，早期以參與社會運動為主，之後集中作家庭輔導。這樣幹了15 年，期間，他都不時去反省「如何把我這生命的恩賜活得更好？」85年，他返回意大利完成博士論文，然後有機會把這問題很深刻地再思考了一趟。

回首多年，大部份時間作信徒培育，他自覺工作整體做得不錯，卻感到自己的生活到和普羅大眾的生活是脫節的。他說：「我們強調生活上信賴神，但神父的生活實際上是由教會供養，可謂衣食無憂；另方面，教會架構強調體制，很難明顯活出所描寫的團體性的天國生活。」他明白建制的意義和重要，也明白建制是歷史長期演化來的，但他也不願就此把問題合理化。於是，矛盾和掙扎伴隨著他的神職工作，直至95年，他感到自己的內裡的vitality (生命力) 逐漸在減弱。他說：「行政並不是不重要，但作為神職人員應將人的心靈工作看為首要及全職工作。」他相信自己既然改變不了架構的現實，也不願就此屈服下來，或許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一段出路。

於是，他做了40天的退修，認真地向神尋問。他明白到自己不適合在建制下的生活，也不希望自己就此放棄牧職。因此向教會提出了「脫離建制、維持神職身份」的要求。當時的胡樞機主教也很慎重地考慮了十多天，終於，批准了他的要求。

步入紅塵的職業生涯

離開教會建制，也就是脫離教會的供養。他表示：「首兩年是出奇地辛苦，因為要適應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又遇上不少別人的猜疑，甚至批判；最大的擔心是能否找到一份工作。雖然自己有學位，但在香港這商業社會，恐怕沒有什麼市塲價值。」但他自問當初的決定乃經過深思熟慮，再加上心裡一直也有平安，也就繼續走下去。感恩的是，他的工作機會從來不斷，例如：離開建制不久，已有一位好朋友提供地方讓他做輔導，他說：「唯一不習慣的是收錢做輔導，可能這和自己領受的呼召有關，現在我會視乎對象的經濟能力彈性收費，感覺好一點。但我堅持不會在有關信仰、靈性生活的輔導工作上收費，因為我相信這是神的東西。」

這幾年，關神父一直於中大和港大兼職教學，其中包括「公民教育」、「宗教教學法」及「價值教育」；其餘大部份時間，他都用作做輔導、辦工作坊，都是以人格成長、靈性關顧為主。他表示：「教學，某程度是為了生活，但我也很享受透過教學，將自己的理念，和對信仰的看法，以非信仰方式介紹給學生。」這些機會都是他在離開建制之後才出現的。關神父也曾在香港教育學院裡，做了兩年的全職Project work，但工作純是事務性，他知道這既不是自己呼召，完Project後便離開了，除卻這段小插曲，他在這八年裡，總算是做著自己認為的核心工作。

關神父和五個教友在一年前辦了一間書室，名字叫「塔冷通」，意指「神恩」。「做生意」對很多人說是很重大的決定，但他沒有看這書室為一獨立的階段或工作，因為書室對他而言，不是生意，而是靈性培育工作的延續，何妨「書室」不過是這地方在日間的一個面孔，它同時也是關神父的輔導室、靜思祈禱室，晚間它更會化身成「信徒培育中心」，辦講座、工作坊。原來，三年前一些平信徒讀完神學課程的畢業生，自覺受了神恩，有責任、有使命多做點東西，於是開始開辦信徒培育課程，成立了信仰生活互動坊。關神父的角色是他們的 “spiritual director” (靈修導師)及顧問。如此做了兩年，大家感到需要一個會址，又考慮到更有效地運用資源的問題，便決定日間辦一個書室。書室當然是賺不了錢，但也成為宣傳培育活動的媒介，現在以晚間活動資助日間書室的開支，開業一年，收支剛好平衡，但對於這種「白做」的日子，他們都很滿足。正如關神父在另一塲合中強調，書室「要籌募的不單是錢，更重要是籌得人心；書舍最大的成功不是賺到錢，而是賺得人的心靈。」

紅塵裡的生活體驗

這幾年裡，體會很豐富，他說：「開始時真不明白為何很多時間都不見了，後來才發現洗熨、煮食、家務等，都要花上很多時間。以往什麼也有教會的人供應、照顧，現在都要自己一手一腳來做，……經過幾年，身體多少有點疲累，始終年紀也不少，所以，也要多注意健康。此外，為兩餐一宿的「一宿」問題，或供或租，也總要籌算啊！」在收入不穩定的生活裡，他為「終於有機會交稅」而開心，但也試過「肉赤」、「唔捨得」，他又說：「稅項少時，便發現實際是收入少了，稅項多，才顯示收入有好轉，這樣使他體會到為什麼有些人會害怕交稅、討厭交稅……」說著這些，看見他因為能體會普羅大眾的生活而感到實在。

「此外，這幾年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當中有基督教的、有佛教的，大家都為人的心靈工作走在一起，這都是離開建制框框下才得來的機會。只是有點遺憾是和教會的圈子疏遠了。一方面可能是為了生活的打拼，缺乏時間參與；另方面也可能是之前幾年的一些傷害，令自己或多或少想迴避；也因此體會什麼是『真朋友』，他們或明白、或不明白，就單單因為信任彼此的為人。」的確朋友之間，貴乎一種真誠的接納，接納應是基於一個人的為人，而不應因為他的角色與身份。

對於現在所行的路，關神父感到算是較配合自己的內心，但他認為在質和量上未算足夠，或者這是因為要兼顧生計吧！於是他已計劃休息一年，回顧和前瞻一下未來的進路，或者會再讀一些書、多寫一些文章。

活出神恩

關神父曾表示：「活出召命就是 “Live fully human, fully alive”」。八年前的他，就是為了這句話，作出了新的選擇，也因此付出了安穩的生活，經歷了額外的孤獨感，但也換來了更深更廣的生活體驗。正如馬太福音廿五章的比喻，把「神恩」埋在地下的人，恐怕只會成為一個「無用的僕人」。最後，他又說：「主賜多恩，何以為酬？唯有善用此生，以報主恩。」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13/12宣言

2005-12-15T21:09:00.000Z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　12月13日之宣言

人民力量捍衛尊嚴生活反對世貿推動官商勾結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場內，世界各地的政要財團雲集，於今天正式召開第六次世貿部長級會議。這次會議商討的議程，關乎各地基層人民的生存和工作，但來自民間的聲音卻遭到漠視和排斥。所以，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發起｢人民力量捍衛尊嚴生活｣大遊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一起走上街頭，表達我們的不滿和憤怒。

世貿於1995年成立時，曾承諾透過擴展自由貿易紓緩全球貧窮和收入不平等；但十年過去，世貿的承諾不但未有兌現，反之全球貧富懸殊不斷惡化，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生態遭到肆意破壞，愈來愈多人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

是次部長級會議，以完成｢多哈發展回合｣的談判為使命，並以促成各國達成協議為目標，但從整個談判的框架和內容來看，所謂「發展」不過是掩飾世貿推動官商勾結的花瓶，亦根本沒有聽取人民的聲。在這個基礎上達成的任何協議，只會加深各地基層人民所承受的困苦。

本著全球公義的原則，我們反對世貿繼續殘害農民的生計。世貿一方面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又製造機會讓跨國財團傾銷獲補貼農產品，損害了數以百萬計農民的生計，不少農民及其家人更被迫走上絕路。我們要捍衛糧食主權，以確保社會的持續發展，維持基層、農民生計的重要權利！

本著全球公義的原則，我們反對世貿任由跨國財團瓜分社會的資源。《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所推動的服務業貿易自由化談判，將食水、醫療、教育、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等各項基本需要視為市場化的目標，最終必對公民權利及就業構成極大的損害。我們要捍衛市民得到基本服務和尊嚴工作的權利！

本著全球公義的原則，我們反對世貿罔顧人命安危的專利權規定。《知識產權協議》(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不顧人命安危，容許大財團壟斷藥物的供應和價格，令無數貧困病人失去救治的機會；此外，社區的各種資源、原住民知識及植物種子等，統統被視作跨國財團的專利品，已侵蝕了既有的社區文化和生態。我們要捍衛知識流動、多元文化的權利！

本著全球公義的原則，我們反對世貿進一步加劇全球的貧富懸殊。《非農產品市場准入協議》（Non-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Agreement）盲目迫使各國開放市場和消除關稅，必將導致大量失業及加速製造不穩定的外判化政策。同時，捕漁、林木、採礦等產業被納入貿易自由化的範圍，也會令大量原住民生計不保，天然資源被掠奪一空。我們要捍衛原住民權利及天然資源！

我們堅信，要對抗跨國財團主導的全球化，便唯有透過各地人民、不同社群的團結互助，凝聚全球民間社會的力量，共同建立一個符合公義和仁愛的世界。

將希望全球化！ Globalize the hopes!
將公義全球化！ Globalize the justice!
將人民的抗爭全球化！ Globalize the people’s struggles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
2005年12月13日

孔誥烽_美國新保守主義

2005-11-15T11:26:00.000Z

孔誥烽﹕美國新保守主義向中國輸出革命

2005年11月14日

【明報專訊】作者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上月美國國防部長訪華，表面上恭恭敬敬，但卻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質疑中國近年的軍備擴張。在布殊訪華前夕，中美達成紡織品貿易協議。雙方在簽署協議時都笑容滿面，強調這是一大突破，但事實上，這一協定正顯示了美國在中美經濟關係上從自由貿易向保護主義的蛻變。美國國會的中美經濟安全委員會更巧合地在布殊訪華前發表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指現時的中美交往模式正嚴重危害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安全，主張白宮應以更強硬方式與中國交往。

九一一後，中美始終保持友好合作關係，但自今年年初開始，一股反華的暗湧再次在華府出現。這股暗湧會否演變成主流，現在還言之尚早。布殊訪華期間表現出的態度，值得我們密切注視。
或者樂觀者會認為，現在布殊政府正為伊拉克的混亂局勢和政府高層的醜聞困擾，必定無暇另闢戰線，在中美問題上撒野。這或許是謹慎小心的傳統政客的思考邏輯。但在九一一後一直得勢不饒人、在外交問題上愛衝突愛冒險、喜歡到處點火的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可不相信這一套。

挑釁中國餘下任期外交主軸﹖

作為新保守主義運動一分子的歷史學家Murray Friedman最近出版了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新保守主義革命﹕猶太知識分子與公共政策的塑造》)(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書，回顧新保守主義從戰後的小眾思潮成為今天華府外交政策典範的歷程。因在九一一前準確預測中亞與波斯灣將爆發戰爭而一鳴驚人的 Michael Klare，在上月底出版的《國家》雜誌發表長文，套用新保守主義的思維邏輯解讀數月來白宮高層有關中國問題的頻繁言論，赫然發現布殊身邊的新保守主義者，正密鑼緊鼓地準備將挑釁中國訂為政府餘下任期的外交主軸。這兩份著作，當可為我們分析中美關係的可能走向，提供極有價值的參考。

新保守主義者反對美國與任何形式的獨裁政權討價還價，主張進取地將這些政權逐一打翻，在當地建立民選政權。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副總統切尼、國務卿賴斯和前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現為世界銀行行長)，一直被外界視為政府內新保守主義思想的主要支持者。他們在第一任布殊政府剛開始時處處受到以鮑威爾為首的溫和派共和黨人制衡。

九一一令新保守主義者勢力大長。鮑威爾辭職後，盤踞在國務院的溫和派即被一一清洗。白宮內的外交決策體系，也就成了新保守主義者的一言堂。

主張消滅蘇聯不斷輸出革命

在芸芸位居要津的新保守主義者當中，沃爾福威茨的角色可謂獨一無二，因為他正是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與職業政客間的重要紐帶。開創新保守主義運動的知識分子如 Irving Kristof，Daniel Bell，Jeane Kirkpatrick等，自70年代起即以《Commentary》、《Weekly Standard》等刊物為陣地發表他們的激進主張。當時他們批評美國主流對全面戰爭的恐懼，認為美國應以消滅蘇聯代替圍堵蘇聯的政策，更不惜為此一戰。

不少新保守主義者，都是美國頭號托派Max Shachtman的徒子徒孫。Shachtman在二戰前後曾領導美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工人黨。他秉承俄國十月革命領袖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認為革命者在奪取一國政權後，應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方式不斷向國外輸出革命。曾為列根政府外交顧問的Jeane Kirkpatrick，在大學時代乃美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沃爾福威茨則是由Shachtman追隨者創立的美國社會民主黨的活躍分子。這批大多是猶太裔的激進左派，在70年代因為美國左派對外國左翼獨裁政權產生同情而幻滅，紛紛轉化成激進的右翼分子。

阿富汗伊拉克 Who's next?

但托派思想對他們的影響，至今未散。他們以武力輸出民主革命，當革命在一國(阿富汗)成功後立即向另一國(伊拉克)挺進的主張，可謂是不斷革命論的翻版。不同的只是，他們要輸出的並非社會主義，而是美式代議民主。按照這一邏輯，美軍推翻薩達姆的一刻，便正是這群好戰者問「Who's next?」的一刻。Michael Klare憑白宮高層講話顯示出的種種蛛絲馬，即點出了新保守主義者呼之欲出的答案——中國。
今年 2月，美日發表安保共同宣言，明確將台海列入美日軍事聯盟的關切地區。6月，拉姆斯菲爾德在新加坡的一個地區戰略會議上，大聲質疑中國為何在沒有任何軍事威脅的情下大舉發展中長距離的作戰能力。7月，五角大廈發表中國軍力報告，進一步高估中國進行軍力擴張的規模。新保守主義者的誇張描述，加上國會中國關注組(China Caucas)在中國公司收購美國油公司爭論上的煽風點火，經已成功使「中國正對美國和全世界構成威脅」的印象深入民心。

軍事威脅經濟威脅

最近的美國民意，因美軍與日俱增的傷亡而恨不得美軍即日從伊拉克撤走。若美國與中國啟動新冷戰，進行軍備競賽，美國的軍事工業綜合體便能在美軍不耗損一兵一卒的情下大發橫財。美國因工序外移而失業的工人與不夠中國貨競爭的小廠商，經已對中國累積起一定的敵意。若中美爆發新冷戰，必會比伊拉克戰爭更容易動員起民眾與大財團的支持。

但是，在中國擁有巨額投資的美國大企業，早已在華府形成強大的游說力量，力阻任何挑起新冷戰的企圖。基辛格(前美國國務卿)的顧問公司與其他傳統共和黨精英，亦成了這些中國利益的說客，終日在華府奔走，防止中美關係惡化。新保守主義者的中國戰略最後會否成為國策，最後還是取決於美國資產階級內部不同集團之間和政治精英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力量對比。

或者在各派力量現時勢均力敵的背景下，這次布殊訪華最多只會不斷重申「中美關係重要而複雜」之類模稜兩可的外交辭令，但我們絕不應因此而對新保守主義者的中國議程掉以輕心。

馬傑偉、梁啟智_塑造港人身分

2005-08-04T19:37:00.000+01:00

馬傑偉、梁啟智﹕保維港重建灣仔反西九塑造港人身分
8月 1日星期一 05:05 更新

【明報專訊】九七之後，誰是香港人﹖香港人帶上一個怎樣的面譜﹖是否真可以講出一套核心價值﹖在全球化與國族化的衝擊下，香港本土認同可以從何說起﹖本文試圖擺脫過去「中國人還是香港人」的分析框架，提出城市空間的思路，探討重新建構本土認同的可能性。
九七之後，香港面對兩股宏觀力量，其一是全球化的浪潮，其二是國族化的轉變，兩股力量，均可根本改變香港認同的肌理與歸屬。

過去談本土性格，有80年代關信基與劉兆佳的問卷研究，除了問港人自認為中國人或香港人外，亦分析港人價值取向（The Ethos of Hong Kong Chinese, 1988）。這條分析門路，描寫港人價值觀與精神面目，在九七後不時被重新演繹，例如近年的核心價值討論，或由官員提出的所謂獅子山下拼搏精神，都或多或少把認同問題抽像為價值指標。

中國Vs香港結構迅速崩解

然而，這條分析門路已部分失效。面對內地社會的急劇兩極化，「中國Vs香港」的二元結構已在迅速崩解。說體面，內地的急速發展已把港人貶為港燦。說艱苦，香港好逸惡勞的新一代又愧對內地的8億農民。再加上全球化的挑戰，港人意識到勤奮拼搏從來不是香港人的專利﹔東京、首爾、紐約，也有比港人更勤奮的社群。從前港人自我認同的邏輯，已漸漸言不成理。
談香港的本土歸屬問題，或可借用近年城市空間研究的思路，開拓多層次的理解和創新，以回應全球化與國族化的挑戰。無可否認，以前「有文化無國家」的香港身分，今天已不能立足。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獨特城市，與全球大城市串連、競爭。九七之後，香港是以一個城市為單位，去面對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

近年港人逐漸關注城市規劃﹕民間保護維港運動、反對西九龍官商一鎚定音、民間參與灣仔重建、屋居民質疑領匯將公共資產私有化，凡此種種，均是城巿自覺的展現。

保維港、打官司，是港人強烈感到壯麗的維港天際線是公眾擁有的無價資源，是香港之為香港的天賦遺產﹔反西九、爭取參與，是港人自覺城市不單屬政客或財團，而是市民大眾有份「話事」的公有土地﹔留住利東街，更是市民直接介入社區重建及重構集體認同的民間行動。領匯事件的訴訟、保存古樹的訴求、紅灣半島的環保議題、七一遊行與六四集會的城市記憶，都是香港人不斷累積和創新認同的民間力量。

談香港本土認同，不能再抽象談香港人的拼搏精神，而要具體落實到城巿空間、地標、住宅、社區的層面。香港人並沒有一種神秘偉大的集體性格，所謂歸屬溫情，是要透過具體生活作息的空間（家居社群）去體現。

近年，最頂尖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大都經歷工業轉型，不再依靠製造業，轉以金融、專業、創造、旅遊、品牌為競爭主力。當國際知名的建築師在全球城市豎立地標、當不少國際機場和博物館都有互相參照的影子、當國際品牌進駐全球商場，城市的獨特本土歷史最為重要。自覺地開拓本土地理特色，就變成了本土認同的關鍵分野。

全球化挑戰勤奮拼搏不再專利

城市互相同化而又標新，是全球化之下的普遍問題。不過，再國族化則是香港的特殊挑戰。以前，香港對比一個刻板、單一、想當然的落後中國，以確立香港的本土認同。今天，香港作為一個中國城市，比較和對照，不再是一個簡化的大陸，而是多元化而且具體的中國城市。北京的中原地理與歷史、上海的沿海開放商貿體系、廣州深厚的邊沿文化，均需多元的文化量尺，與香港城市對比出本土認同。這個新的形勢，不能以香港慣用的「民主抗共」或「表叔不文」的論述作回應。

香港的城市空間，過去主要靠政府及地產商安排，市民只有買樓或等候安置的權利。今天要加強香港歸屬、要創新城市身分，不應再是商家與政客的專利。城市企劃，若能由政界、商界、民間共同開發、保育、重建，不單能打造本土認同，亦能在全球競爭之下，保存珍貴獨特的民間特色。

Doreen Massey在其新書《For Space》（2005）整理她的空間不平等網絡理論，再次強調，當全球化的討論甚囂塵上，我們要清楚明白到，全球化浪潮不會亦不能繞過具體的在地空間。而在地空間，是不折不扣的社交人際關係空間，是人的共同創造，充滿討價還價的不平等角力，亦充滿機會及參與改造的可能。此外M. Sarage、G. Bagnall及B. Longhurst合著《Globalization && Belonging》（2005），訪問英國曼徹斯特城4個社區，強而有力地反駁全球化論述之中，本地被描寫為歷史的殘餘，或是對全球化的反撲，兩者都經不起實證考驗。

民間參與城市建設重塑身分

本土生活，是一種selective belonging，是主動選擇在社區落地生根，而不是神聖的血脈關係或鄉土認同。他們的被訪者，大都不是世代相傳的「原住民」，而是選擇認同該區，自覺地、主動地成為曼徹斯特人。

那麼香港人又是如何自覺地選擇當上香港人﹖面對全球化和國族化的挑戰，香港人其實從來不是被動的受害者。相反，香港人一直主動參與和促進兩者的成長。說到全球化，香港擁有面向全球的繁忙海港和空港，金融股市外匯和全球市場緊緊相連。香港實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之一。說到國族化，中國意識的建立，從不脫離於香港以外發生。無論是孫中山的共和革命或是近30年的改革開放，香港都是領導中國巨變的先驅。

既然香港其實是全球化和國族化的主要力量，香港身分認同則不應限於對兩者的認受，也在於對兩者的創造和更新。也就是說，香港人在塑造未來的全球化和國族化的同時，也在塑造港人本土認同的未來。作為全球城市，香港人有條件建立一個更公義的全球化。作為中國的大門，香港人也有條件建立一個更進步更開明的國家認同。

按照前文對在地空間的討論，這個願景既非偉大的政治口號，也非虛空的天方夜譚，而是已在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悄悄進行。問問新移民社區的街坊，數以萬計的港人和在內地的親人團聚。逛逛美加華埠的港式茶餐廳，又見到數以萬計的港人在海外求學工作和定居。看看報章的就業廣告，也有數以萬計的港人每天到內地到台灣到日本到歐美打拼奔跑。就是這些人際關係空間的無止再造，維繫了香港人的本土認同。

香港的內在特質，無論是勤勞儉樸或是巨型天幕，都不可能是世界獨有。人與人之間如何在香港的城市空間實在地相連，才是香港認同的基礎。

說到這兒，我們可以開始設想一個跨尺度的香港認同重構。在社區層面，我們設想到一種從具體參與城市發展所促使的自覺精神。在世界層面，我們設想到一種從日常跨境城市生活所衍生的外向視野。雖然同樣強調港人在中國和世界的位置，這願景卻有別於97年前「我至叻」式的自我膨脹，因為它講求民間社會的參與和個人關係的發展。

身分是要不斷被再造、經歷和實踐的。要當上一個香港人，不一定要飲香港水、流香港血、發香港夢或歎香港奶茶，而是在於如何參與香港社會的不息再造。

馬傑偉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梁啟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生

洪清田_長今哲學

2005-05-02T22:48:00.000+01:00

長今哲學——把事情做好
5月 1日星期日 05:05 更新

【明報專訊】約二十年前，新加坡召來不少新儒家學者，像董仲舒那樣搞國有官儒，十多年前以儒家秩序觀為本，提出「亞洲價值」，宣稱西方的極端個體主義不適合亞洲，個體解放必然天下大亂﹔亞洲只可以走傳統家庭價值與和諧社會的道路。這種論述，把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奇蹟，歸功於精英主義和建制主義、集體主義和權威主義混成的「亞洲價值」。

《大長今》以亞洲傳統的藝術形式和內容，似乎從頭到尾和新加坡式「亞洲價值」對幹，展現一種全新的可能、一種有別於新加坡式「亞洲價值」的「新亞洲價值」。

長今揭櫫家庭價值與和諧社會，但展現的南韓，是一種個體解放、以解放的個體接觸大自然和社會的客觀現實和處理客觀問題、在解放的個體的基礎上重塑一個跨越東西古今人文精神的新集體。醫皇后兒子天花那一幕，內醫院人人捐棄前嫌，在長今領頭下自動自覺總動員，你一言我一語，集體創作療法和處方，恍如充滿浪漫理性光輝的社會主義天堂。

體現「新亞」精神保存家庭價值

新儒家錢穆、唐君毅和牟宗三等一班同志蓽路藍縷，苦心孤詣經營「新亞」（New Asia），要建立一種尊重亞洲傳統、面對現代和結合中西的新文化和新社會形態，新加坡由權威建制主導，由上而下刻意地直線建立，卻做不到。南韓曲曲折折，似乎找到「新亞」之路，締造了一個新文化和新社會形態。南韓不少方面已走在亞洲最前面，既保存了家庭價值與和諧社會，社會各階層和企業內部進取活絡，正負互動和競爭淘汰熾熱，不那麼忌生死、因循苟且、抱守殘缺。南韓成為亞洲最能自我反省、糾正和更新的社會，新陳代謝比較順暢。《大長今》把今天這種活絡和諧的社會的具體運作形式，投射回500年前。

《大長今》中，由韓尚宮和長今母親到長今，一脈相承奉行「煮一定只煮有益無害的食物」和「醫只想醫好」這條貫通傳統道德和現代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的人生信條，但「專注做好一件事」卻絕不容易。它牽連政治、組織和人性等層面，須突破和超越權威性的建制組織，接觸事物的客觀性，出入建制組織、不受建制組織的羈旅，最終改變權力和權威的建制組織。長今感喟﹕「我只要把事情做好，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多、這麼大紛亂﹖」

否定權力挑戰建制

長今有一種天生的、近乎病態的「否定和質疑現狀與既成知識和權力」的性格和意識，總要跟人不同，總要尋根究柢、另闢蹊徑。她和整齣《大長今》的美感，來自反覆層層延伸「怎樣排除萬難，把事情做好」的知識論自發交流狀態（Epistemology Interactive Spontaneity）。

大明來使有病，長今和韓尚宮不煮盛空前的正統宴席，竟自作主張，以「清茶淡飯」款客，招來大明正使和宮中整個建制的上下圍攻。崔尚宮和今英走一條正規路線，按宮內和國際的安全慣例，煮可以使病情惡化的3日盛宴給大明來使享用。

擇善固執四面受敵

她醫皇太后，走出醫療的專業框框和建制的權力框框，進入生活的最根本，找出皇太后的怪病是因為「偏食」。以生活為本，才能回歸食療的真意。其他醫官、崔尚宮和整個御膳房上上下下因循千百年來的正常做法，唯上唯權，上上下下的日子因而好過得多。建制的權力規律、辦事方式和人際網絡關係凌駕客觀規律、知識論和方法學。長今冒險偷弄去味的蒜給討厭蒜味的皇太后吃。被敵人揭發，連一直支持她的皇后也反臉不認人。長今像中世紀民間的科學家偷偷摸摸做各生物和物理學的實驗。在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制約下，她一次又一次擔驚受怕，才把事情做好。

阻礙和危險不但來自對立面的崔尚宮集團，也來自自己人。內醫院同人，不論因她的堅持而得益或受損，都反她。原因各異，「她算什麼﹖她以為自己是什麼﹖她要拿什麼『數』﹖」、「她以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她以為別人什麼也不知，只有她看到。她囂張狂妄，自己也不知在做什麼，簡直莫名其妙。不懂給她嚇死、懂給她笑死。」、「她為什麼這樣﹖她為什麼處處踩我們﹖她對我們有仇。」、「她自大自卑、志大才疏。她心懷不軌、心存怨恨。她有病。」（《大長今》有很多這類對白，結局尤多。）

求真須代價英雄不是命

新科學、新知識、新思想、新藝術和新學問的出現，十之八九、千之九百九十九都是失敗的，直接間接喪命是常態。求真、務實是要捨命的。

一個名留青史的科學家、知識分子、思想家、藝術家和學問家，背後的無名英雄何止千萬﹖劇情的虛假，在於長今次次成功，和中國人建基於小農幻想的武俠小說一樣，次次死裏逃生。和中國歷史上和當代的冤案相比，她每次平反都很快。

盛世和浩劫之分，取決於能否給「否定和質疑現狀與既成知識和權力」留下空間，容許和引進外來異質性進入建制，新舊交配，和而不同，各自發揮生命力。《大長今》幾乎每一幕，都簡單而生動地展現西方文明這500年來，怎樣帶領人類歷史走過「客觀願望和主觀規律」兩種哲學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不單是人和人、人和自然、個人和建制之間的關係，不單是怎樣辦好一件事、學好一種知識，而是全新的權力觀、人生觀、存在觀、秩序觀、社會觀、價值觀。這是全新的世界觀，全新的文化身分認同內容和方式。

二三百年來，東方社會拙於為傳統建制社會「留白」，對歷史積壓的問題也欠自覺性，反之以集體主義系統掩蓋、扭曲、鎮壓這兩層面的內在矛盾。即使居上位者是改革派，具開明和先進的視野，也難於建立這種文化和社會形態。中宗不能委任長今做主診醫官，因為有違祖宗家法和國家根本，是數典忘宗，必遭天譴，社稷傾塌。臨結局，長今陷入六代最高尚宮給今英預備的處境——賣身進入「權利、財富和家族/皇室」的建制陷阱。有恩於她的皇后要她慢慢讓世子死去，她又要不惜一死才勉強換回喘息的機會。

走過衰落南韓政經文化突起

南韓經戰後經濟起飛後，這20年來民主化快速推進，代價慘烈，全民一起付出。總統給暗殺，或給押上法庭，跟坐牢、判死刑，坐牢的反對派出來做總統。大學生不示威、不衝擊警察就不是大學生，大學畢業做警察，轉身站到示威隊伍的另一邊，抵擋衝擊。97、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南韓政經公私各界通過新陳代謝後，整個社會和民族走過「國族總體質變」的臨界點，經濟、政治和文化創意產業異軍突起。《大長今》以現在的社會情思想像500年前，一種嶄新的價值觀和伸手可及的新期望（Aspirations）建構了一個新社會、新文化、新國家、新民族。

新加坡的興起，是一群英國培養的知識和政治精英，一次過向英國批發和代理應用性的現代體制，沒有南韓那種整全現代化。新加坡的模式，60年代傾向於長今模式，現在變成今英模式。新加坡的前途，繫於能否由目前的新加坡社會形態和「（舊）亞洲價值」文化，培訓出像英國為新加坡培養的那級數人才。

文﹕洪清田

編輯﹕廖婉薇

明報＿帶菌者李照興

2005-03-13T17:46:00.000Z

13/3/2005 明報副刊

【明報專訊】談年代差異，湯禎兆關注學術與媒體路線的分野，潘國靈強調混雜性與中產之別，作為潮流文化人的李照興（ Bono ）則毫不猶疑地專注於流行文化。「在七十年代的《號外》中，我們一邊是很 playful 的吃喝玩樂的新聞，另一邊是煞有介事的嚴肅新聞報道。精緻藝術與流行文化的並置，像一件大塊黑白的恤衫。今天我們擁抱流行文化，同一個人在同一篇文章裏同時強調高雅與庸俗，品味分裂，卻混和在一起，像一件黑白格仔衫。如果說上一代人對潮流文化入文仍有點猶疑的話，我們這一代的態度則是肯定的。」

Bono 興高采烈地談黑白間條與黑白格仔之別後，就急不及待轉談下一代，因為他對此有深刻體會 ﹕ 「 2000 年開始，我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寫稿，我發現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文化斷代。」

這個斷代從何而來呢 ﹖
欠缺文化刊物致文化斷代

「簡單來說，我們怎樣來，他人也怎樣來。我們在 1984-1995 年期間，《號外》、《年青人週報》、《越界》等，是 16-22 歲高中大學熱血學生必讀刊物，輕則眼界開闊，重則立志從文。 90 年代沒有文化刊物，代之而起的只有一本便利式的潮流指南，教人買球鞋，而沒有其他類型的雜誌。現在 25 到 30 歲的人正是受便利式潮流雜誌所污染，而沒有其他文化雜誌吸引這群「第一代便利人」的眼球，使他們發展不出對文化興趣。」
我不禁要問， 90 年代初，你們幾位都進了媒體，卻沒有搞起一本像樣的文化刊物，對於這個「文化斷代」，你們要負責嗎 ﹖
Bono 笑說 ﹕ 「我們只有一群沒有承擔的知道分子。」

新一代有救了因為有我們

「文化斷代」 — — 多嚴重的字眼，當我正懊惱香港文化界會不會絕後時， Bono 安慰我說 ﹕ 「斷代當然不是絕後，你們 20 到 25 歲的新一代有救 ﹗ 雖然沒有文化刊物，但你們可以透過看我們的著作及跨界演出，多少能吸收一點文化養份。」如果說 Bono 他們是喝《號外》奶水快高長大，下一代就喝了便利式的  水，營養不足。但 Bono 這類文化人的著作是否毒奶粉，新一代的我們會否變成大頭嬰兒，仍是未知之數。

缺少文化雜誌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歸根究柢肯不肯寫作才是關鍵。「這是生活教育的問題。首先，我覺得這一代缺少了文化偶像，少了一些型人，缺乏模仿對象。我年輕的時候覺得文化好型，拿  村上春樹的小說站在地鐵裏讀是很有型的。其次是香港沒有一家像樣的書店，你看台灣的誠品書店，是癡男怨女文藝青年透過顯露其文化品味去達到互相兜搭目的的好地方。試想像，一個女生拿  黃碧雲的小說在書架出入，多有吸引力 ﹗ 為了追女仔，怎能不多念幾本書呢 ﹖ 這是我讀書的原動力之一。」 Bono 一邊說一邊叫我們原諒他的表面化與膚淺。

炫耀虛榮是沉溺文化的動力

他不忘批評香港人，提出「做 gym 理論」 ﹕ 「香港人花了那麼多時間在跑步機上，無非是要炫耀每月六百大元的會籍，他們注重身體上的健身，卻忽略心靈上或文化上的健身。」雖然他們當年也沒有誠品，只有那些毫無情調可言的二樓書店，但因為從文化雜誌激發出來的求知慾太旺盛，書本的知識已經能吸引他們。「我們以前喜歡轉彎抹角，行信和式小舖商場。但對下一代而言，他們逛的是沒個性的大型商場，「大 mall 一代」沒有我們的細眉細眼的另類品味。另類是炫耀，文化是虛榮。必須包含這些元素，才能說服自己繼續沉溺下去。」
既沒有文化雜誌的養份，又沒有逛書店的動力，更沒有文化研究系的專門訓練，「便利人」與「大 mall 人」，與「文化」絕緣，形成了一個文化斷代。 Bono 語出驚人，他坦言 ﹕ 「我現在說甚麼也不怕，因為我不在香港。」

「香港人身分」將不如往昔

Bono 在 99 年離開媒體，成為自由人， 2004 年重投媒體，轉到祖國的懷抱。他坦言自己是一個不斷游走的人，必須離開香港，找一個活力向上的城巿，做有關城巿題材的媒體，因此選擇了北上發展。

作為香港人，你怎樣適應大陸生活 ﹖

怎料 Bono 劈頭一句「香港人身分已經不存在了 ﹗ 」，這話事關重大。 Bono 寫《香港酷酷》、《香港後摩登》，編緝《香港 101 》，筆下的每一串字都表現出他對香港這城巿的依戀，對香港身分的擁抱。現在竟不可思議地來個 180 度轉 ﹖ 一個抽身，一個跳步，北上發展，還要回頭跟我們說一句 ﹕ 「香港人已不存在 ﹗ 」

「據我在大陸生活的經驗，預計未來五年，大陸的文化與精神面貌將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五年後「香港人」這個概念當然仍存在，但已非往日所說的兩制之分，而只是像『上海人』一樣，成為一個城巿的名字。即使『上海人』令我們想起某些性格特質，但這些不是社會制度本質之分別，乃城巿人之性格使然。」
Bono 坦言中國所有元素，都是他以往所憎厭的，包括對中國人身分的抗拒。「當我在香港悶極了，唯有趕上一班開往 2046 的列車，因為我需要改變。」這是很個人的生活態度，有些人不變也無所謂，對 Bono 來說不變會死。

大陸正符合 Bono 浪遊人的特性 ﹕ 「當你不喜歡一個城巿，你就可以隨時離開，到另一個城巿重新開始。城巿與城巿之間的游移，不設過關，完全沒有離開的感覺。突然覺得世界大了很多。」
看 Bono 的文章，覺得他是一個堅執的人，執著於自己的品味、認定的偏見，他是怎樣適應在大陸生活呢 ﹖

在「 CAMP 的帝國」戲謔求快樂

「這要引用 Susan Sontag 提出 CAMP 的美學。詳情請自行參見《反對詮釋》最後一章。在品味差劣的地方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學懂欣賞她的品味。如果羅蘭巴特說日本是符號帝國，現在的中國便是 CAMP 的帝國（ Empire of The CAMP ）。」在劣品味中尋求快樂，必須抱  玩笑（ Playfulness ）的態度，即戲謔。
但無可否認，大陸的媒體空間很開闊 ﹕ 「雜誌在全國發行，大中國變成了一個整體。由最 In 的藝術展覽，最潮的時尚品牌，最前衛的演出，到最地道的街角風情，都能涉及。所有國內發生的文化現象都跟我相關的話，我只能當香港是其中一個城巿。」

與香港相比，大陸的評論空間更大 ﹕ 「我可以寫八大版有關商場的專題，用洋洋二千字作引言寫本雅明對商場的理論，完全沒有字數限制。以往在香港只有你去自我調整，永遠都覺得自己有問題，太悶、太深、太長。現在用不  調節，因為巿場大，寫甚麼都有人看。」

Bono 完全陷落在這個 CAMP 的帝國中 ﹕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大城巿充滿活力，建築物很新穎，因為模仿得很足，比香港美得多。」還反問我一句 ﹕ 「當深圳的地鐵上蓋的廣場也比香港很多基建有美感時，你不覺得很大問題嗎 ﹖ 」

到大陸發展拿自己做實驗

回大陸發展， Bono 視之為一個實驗 — — 「『李照興』在中國游走 ﹕ 香港人如何成為中國人的過渡。」不是被中國消磨，而是討價還價、互相滲透的過程。他要探討的是一個人進入大體系內互動影響的過程，城巿與人一樣，香港進入中國亦然。

當我們看其他城巿的眼光無可避免帶有香港性，我們應該保持  這個他者眼光看中國，還是與之同一化。在融入與抽離之間， Bono 提出了四套「理論」 ﹕

1. 個人方面的離開理論 ﹕ 「離開，是為了更愛這個城巿或女人。城巿與人一樣，不能一生一世。我用一個遙遠的角度愛香港，要保持距離感才能愛下去。」

2. 城巿方面的溶糖理論 ﹕ 「現在是一個過程，溶化是必然的。一顆方糖跳進咖啡內，不可能保持原本方方正正的原貌，在被完全溶掉之前，無可避免會變得『岩岩巉巉』。進入國內與香港回歸中國一樣，我們都是那顆方糖，跳進熱湯裏。誰放進這顆糖已不重要，回歸不是我們的決定，反正我們都身處其中，香港人不可能再保持其獨特性。」

3. 工作方面的細菌理論 ﹕ 「當『香港性』逐漸消磨時，我只有把它變成體內的細菌，將它散播在中國。我選擇主動出擊，帶  『香港細菌』到處走，去感染可以感染的人。」

4. 心靈方面的流亡概念 ﹕ 「面對成長或教育仍沾染一些殖民教育的『最後一代香港人』在媒體影響力的消失，我們所珍惜的『香港精神』，在 2046 之前就會慢慢消磨殆盡。九字頭出生的人沒有這種經驗，成為香港性的終結。我們只能帶  這種意識懷在心中，像吉卜賽人般四散遊走。所以我只能把香港性留在心中，淒美地問一句 ﹕ What about Hong Kong? We will always have Hong Kong. 」

面對文化斷代、香港性的沒落，我們期盼未來會有高質素的文化刊物出現。既然 Bono 在大陸天空海闊，希望他能在中國出版文化刊物並回流香港，「給中國青年人一本潮流時尚文化刊物」。

後記
想起《香港後摩登》的後記 ﹕ 「文本講求感性，批評為  享受，不追尋真理。」完全是羅蘭巴特提出的快感書寫， Bono 認為「每個人只要為  書寫快感而不斷進修就足夠。」沒有包袱，沒有責任， Bono 笑言自己只是一個默默地背負  很多文化偶像鬼魂，在文化圈中打混。從崇拜 Umberto Eco, Michel Foucault, Roland Barthes 、到模仿以至沉迷、甚至用生命演繹出來，風格即個性， Bono 的自戀風格由此而來，貫徹其文藝人生。

倫敦城市發展六大原則

2005-03-07T23:55:00.000Z

(節錄自城市．明日之後，中國網)

英國著名建築大師理查德．羅傑斯（Richard Rogers），作為倫敦市長城市規劃的首席顧問，主張的城市發展六大原則：

第一，城市必須集中，發展不應向外延伸到鄉村，除非萬不得已。倫敦人口增長很快，這些增長應該被限制在城市裏面，例如利用前工業用地，增加交通樞紐，鼓勵人們走路或者使用公共交通方式。

第二，生活，工作，休閒應混合在同一區域裏，同時鼓勵窮人和富人一起生活。

第三，鼓勵行走和騎自行車，其次是公用交通工具，私人汽車應該被限制。中國非常幸運地擁有大量自行車，而英國目前正在想方設法鼓勵人們騎自行車。

第四，好的設計。人們應該是被城市吸引而住在這裡。人們喜歡處在美麗的公共空間，而好的建築物提供這樣的空間。好的設計能夠提供寬闊空間，美感和節奏。

第五，我們必須對環境負責。城市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組織方式都產生更大的污染。城市是我們需要清潔的地方。有很多人因為害怕污染而搬到城市以外居住，那反而會把污染帶到城市以外的地方。

第六，社會正義感、責任感和包容性。

在被問及復興計劃希望給英國的城市帶來怎樣的變化時，羅傑斯爵士解釋說：“以倫敦市為例，我的工作著重針對兩個領域。一個是如何使公共空間更文明——對行人和自行車而言更文明。另一個重點則是建立結合居住、工作、娛樂的可持續發展社區。”

羅傑斯一直主張建築和規劃應該合理設計和運用空間，這次他以自己在巴黎的經典作品蓬皮杜藝術中心來說明:“蓬皮杜中心是歐洲最多人參觀的單獨建築物，當然它裏面有很好的藝術收藏和很好的圖書館，但其中許多參觀者被它設計良好的公共空間吸引而來。它前面有個很大的廣場，加上走廊、扶梯等等都被視為供公眾使用的空間。公共建築物的社會意義不僅僅是它的設計風格和形式。”

普通人的想像中，建築師的成就總是與具體的作品和設計實踐緊密相關，而作為英國城市規劃的領軍人物，羅傑斯同時關注著道德、觀念等主要的社會問題。“前面提到的城市復興6原則中，設計良好的環境和社會包容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原則。一個屬於精神層面，一個屬於物質層面。這樣或那樣的建築風格其實與城市復興無關，只是功能性的體現。好的建築在當時都是很‘現代’的。一千年前如此，兩千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可以向過去學習，但不能向過去抄襲。現存的有它自己力量，但我們都必須想像未來。”

全文：
城市．明日之後＿王爾岡

英國城市復興

2005-03-07T23:19:00.000Z

（www.xinhuanet.com　2004年10月29日來源：國際金融報）

近年來，在英倫三島及歐洲大陸乃至北美，正發生著一場寧靜但深刻的城市革命，這場社會運動的核心，就是將城市復興（Urban Regeneration）的理論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層面，在各個城市和地方，進行不懈的實踐，令城市煥發生機和活力，激發人們重新熱愛自己的都市、城鎮和社區。

- 1999年，“城市工作專題組”完成了一份題為《邁向城市的文藝復興》的研究報告，它也被稱為“城市黃皮書”。正是這份報告，將城市復興的意義首次提高到一個同文藝復興相同的歷史高度。

-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政府所確立的“城市復興”專項預算已經成為幾大城市開展規劃建設、特別是“棕地”改建的重要資金支持。城市復興包括極為廣泛的內容，眾多專案的資金籌措可以復興為名，官方政策制定也以復興為名。

羅傑斯勳爵構想

要達到城市的復興，並不僅僅關係到數字和比例，而是要創造一種人們所期盼的高質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生活 .

倫敦西南區泰晤士河畔，是建築大師理查•羅傑斯勳爵的工作室兼住宅的所在地，外觀獨特，富有神韻。作為倫敦市市長的城市規劃首席顧問，羅傑斯領銜撰寫的專題報告《邁向城市的文藝復興》，在英國城市建設歷程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事實上，在上世紀下半葉，“城市復興”的概念就開始進入西方公眾的視野，英國各個城市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造更新的步伐，但經過幾十年的政策實踐，英國政府方面反而愈發自省。

羅傑斯勳爵年逾七旬但精神矍鑠。在接受中國媒體的訪問時，他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批判與反省立場。他承認說：“在城市發展的戰略規劃方面，英國遠遠落後于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落後於西班牙的巴賽隆納，落後於丹麥的哥本哈根，大概落後這些城市20年。”

1998年，在布雷爾領導的英國工黨贏得歷史性大選勝利後不久，當時的副首相兼環境大臣約翰•普萊斯考特邀請親工党的貴族、著名建築師理查•羅傑斯勳爵領銜組建“城市工作專題組”，研究日益嚴重的城市問題，並且喚起全社會對優秀設計、經濟增長、良好的行政管理和社會責任心的重視。

1999年，“城市工作專題組”完成了一份題為《邁向城市的文藝復興》的研究報告，它也被稱為“城市黃皮書”。這份報告同時也為英國政府20年來的首次城市政策及鄉村政策白皮書提供準備。它一經出臺，就引起廣泛影響，並被稱為“新世紀之交有關城市問題最重要的綱領性文件之一”

羅傑斯在報告前言中說：“要達到城市的復興，並不僅僅關係到數字和比例，而是要創造一種人們所期盼的高質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生活。”

這份報告不僅彙集並研究了專家學者和英國各地的建議和實際情況，同時也參考了德國、荷蘭、西班牙、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經驗。這份報告長達300多頁，提出了一百多項建議，涉及可持續發展、城市復興、城市交通、城市管理、城市規劃和經濟運作等方面。

開發“棕地”與商業合作

- 如何重新利用“棕地”正成為發達國家在城市規劃方面需要重點考慮的內容之一
- 除“棕地”開發之外，其他眾多城市復興專案也與商業界達成了較為廣泛的合作

隨著歐美發達城市經濟轉型、特別是工業製造業外遷，大片工商業用地被廢棄。這些空地也被稱為“棕地”，“棕地”釋放的大片空間成為城市的傷疤，城市居民活動的盲點。如何重新利用“棕地”正成為發達國家在城市規劃方面需要重點考慮的內容之一。

對於仰仗水域發達起來的城市，河流港口區域一般就成為典型的“棕地”。在倫敦，泰晤士河兩岸的碼頭貨運業、造船業等工商貿易活動在20世紀下半葉落下幃幕。大量船塢舊址和倉庫舊地被空置。

蘇格蘭工業重鎮格拉斯哥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造船業基地，現如今這部分產業已經轉移到日本、韓國和中國等地。橫穿格拉斯哥市中心的大河兩岸，喧囂的造船業、水路運輸業，以及其他相關重要商貿活動已經成為歷史景象。

“蘇格蘭企業”是一家總部位於格拉斯哥的蘇格蘭經濟振興組織。該機構負責人之一麥克•瑞瑪魯克對記者說：“歷史一去不復返，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格拉斯哥在20世紀60年代經受了經濟轉型時期的陣痛，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如何集中精力構建新的城市面貌。”

對於城市規劃建設者來說，他們在二戰之後“將戰爭所帶來的破壞看作城市革新的一個契機”，如今，則把對“棕地”的重新開發看作新的機遇。
從英格蘭到蘇格蘭、威爾士，乃至北愛爾蘭，各大城市甚至已經在“棕地”開發方面擺出競爭態勢。

對私營地產開發商來說，開發“棕地”需要極為大量的經濟投入，但又缺乏明顯的利潤驅動。此時，公共資金的投入就變得舉足輕重。

在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政府所確立的“城市復興”專項預算已經成為幾大城市開展規劃建設、特別是“棕地”改建的重要資金支持。至少，公共投資是絕大部分類似專案的啟動資金來源。

除“棕地”開發之外，其他眾多城市復興專案也與商業界達成了較為廣泛的合作。建立“合作夥伴”模式的嘗試正不斷延伸。例如，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的81家培訓和企業委員會均屬個人企業，是各地方商業，地方當局和教育部門的管理者經營的非盈利性團體。該團體通過刺激當地商業的競爭及最大化當地勞動力技能水平和就業崗位，來獲得穩定的經濟增長和均等的就業機會。在經濟發展地方戰略重點的設置方面他們處於主導地位。由企業委員會TECs負責的商業鏈結國家網，是小型和中小型商業企業與所有政府服務領域聯繫的主要介面。

北愛爾蘭地區的情況有點不同，其商業合作通過培訓、就業機構和地方事業發展小組。在蘇格蘭，地方事業企業對經濟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英國約有10多個商業創新中心，整個歐洲有120個。這些創新中心為小型和中小型企業的科技改革，提供高質量的建築和技術轉型幫助。

以復興的名義

城市復興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運動，引導了系統性的全方位政策設計

城市復興包括極為廣泛的內容，眾多專案的資金籌措可以復興為名，官方政策制定也以復興為名。在英國，城市復興政策從上而下，密佈中央至地方各大官方和非官方部門，橫向還與歐洲達成國際聯絡。

英國國會負責為英格蘭制定復興政策。蘇格蘭的城市復興政策由蘇格蘭議會負責制定，威爾士和北愛爾蘭的立法機構有權影響他們本國的城市復興政策。

英國國家環境、運輸和行政區域部負責英格蘭城市復興問題，為國內及歐洲的復興計畫制定方針政策———著名的策略包括單一復興預算和英國合作夥伴。英國合作夥伴就是政府的復興機構，是尋求在英格蘭投資的人們首選機構。它擁有並管理著360個地方的資源，是城市復興計畫的合作者，可提供項目管理及安排開發貸款。

蘇格蘭執行委員會是蘇格蘭的責任政府部門。主要的方針政策是建立新社會內在合作機制，包括當地社區在內的多重機構。他們主要針對那些最貧困地區（包括城市和鄉村）和被排除在外的團體。

在威爾士，威爾士立法機構的經濟發展小組制定有關政策，包括威爾士資金運用方案和對威爾士發展機構的監督。

北愛爾蘭的環境部門設有一個城市復興小組，它負責監督該地區的城市復興計畫。

針對錯綜複雜的社會排他性政策，專門設立了一個小組，成為首相政策小組的一部分。它的職責範圍只限於英格蘭地區，但由於城市復興政策的通用性，其分析和考慮重點為蘇格蘭執行委員會、威爾士立法機構及北愛爾蘭政府機關共用，各機構獨立處理社會排他性、促進融合性問題。SEU的目的就是協調並制定復興政策，指導相關各部門的實際工作。

地方當局在城市復興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他們主要對土地的使用進行規劃，從而為城市復興提供自然框架，並著手實施城市復興計畫。所以，地方當局也是復興計畫的合作者。1998年，代表英格蘭和威爾士地方當局的地方政府聯合會提出了“復興新承諾”的口號。有國家政府的支持，各地方當局明確了自己的重點專案，如在住房、教育、福利、醫療衛生、社區安全、交通運輸、規劃、教育和培訓以及經濟發展等方面。同時對人力和資源的規劃要著眼於今後的五到十年。一些地方當局聯合起來：例如，有些英格蘭大城市當局通力合作，共建“城市自豪感”。

城市復興計畫得到歐洲地區發展基金與歐洲社會基金兩項歐盟建設基金的資助。這兩項基金很少為一個計畫投入所需費用一半以上的資金，並且每年在英格蘭都有10億英鎊的基金。

英國也參與了歐盟的一些復興行動，像城市交流活動。

城市復興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運動，引導了系統性的全方位政策設計。

（記者陳輔）

出處:
英倫城市群復興自省先行經濟轉型棕地全力突圍

香港藝術政策回顧(1950-1997)

2005-02-27T00:55:00.000Z

香港文化藝術政策回顧(1950-1997)〔節錄〕
香港藝術發展局研究部
2000年7月15日

文化
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ESCO）在1982 年在墨西哥城舉辦的《文化政策世界會議》中，曾對文化下了一個全球性的定義：「文化是一套體系，涵蓋精神、物質、知識和情緒特徵，使㆒個社會或社群得以自我認同。文化不單包括文學和藝術，也包括生活方式、基本㆟權觀念、價值觀念、傳統與信仰。」

文化政策
對於「文化政策」，在冷戰期間的東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對立之下，UNESCO認為各國國情和文化哲學有異，難有一致的定義，即使1967年召開的「二十四國文化圓桌會議」，也只是得出㆒個「最低限度的定義」（minimum definition）：「文化政策
應該是指㆒個社會為了迎合某些文化需求，通過該時期可以取得的物質資源和㆟力資源的最優化調動，因而制訂有意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預的或不干預的行動的總和。」然而，八十年代至今，特別是蘇聯和東歐政權解體之後，在現代科層政治與科學管理、文化權利思想（cultural rights）和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的全球化趨勢下，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政策與文化行政都有趨同的傾向。

回顧英治時期近五十年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發展，在早期有一個明顯的分界線，以香港大會堂的籌建和落成（1962）為標記。在此之前，香港政府奉行「消極不干預」政策，即對文化行政範圍內的事務採取消極處事的態度，迴避社會要求，對行政範圍外的文化事業，則盡量克制權力，如非影響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則不予干預；在此之後，則通過不同的政府部門和市政局等公共機構，逐漸推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其後的發展，大約可以十年為一分期，有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五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多元發展及港府的「消極不干預」政策

談到香港本地文化的發展，則不能不提及1950 年香港和中國大陸設立關禁的影響。在此之前，除個別外來文化的影響之外，香港本地文化乃大陸文化，尤其是華南文化的延伸，缺乏獨特的本地風格。關禁設立之後，由於與大陸的文化交流受到阻隔，兩邊社會制度與文化取向亦迥異，香港本地人口逐漸發展出一個獨立的文化身份，並慢慢地成了獨特的文化風格。

當時文化雜誌出版旺盛，如《中國學生周報》（1952-1974）、《人人文學》（1952-1955）、《文藝新潮》（1956-1959）等，加上眾多報刊的文化副刊和專欄，都為嚴肅的文化思潮討論提供園地，偶爾也有批評社會、鼓吹中華文化、抨擊殖民政府的言論出現，然而政府都照例不予干預；有論者聲稱此不予任何干預的方針為「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然而，一如上述，在當時特定的政治與歷史環境下，港英政府的「不干預」政策為香港的粵劇、電影、國學以及文藝提供了寶貴的自由生存和發展空間，而香港顯然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文化沙漠」。

由六十年代大會堂落成開始的「積極不干預」政策

政府在五十年代後期決定興建香港大會堂，並邀請當時負責衛生、市容、康樂和房屋的市政局參與策劃建築物的設計和發展，包括設立博物館、公共圖書館和演藝場館等。

七十年代：市政局主導時期（以科層組織管理文化服務）

1977年，政府進行內部研究，確認自己在發展藝術所擔任的角色為“統籌者及催化者、所需基本設施的供應者及推動者，並於有需要時提供財政或其他資助，以培養藝術新秀或發展新的藝術形式”，這個主導文化服務的角色主要是由市政局承擔，而政府亦首次承認了它類似「反應式」的藝術政策（reactive policies），即是政府設立一些被動式的、反應市場需求的機制，當藝術界有明顯要求時，才給予援助或諮詢，支援（撥款）以短期為主，雙方無強迫性的義務。

政府的撥款補助和資源分配，均集中於表演藝術。政府著意發展表演藝術，是由於它較易發揮文化藝術中的娛樂與康樂效應, 有助維持社會安定。

本地的文化工作者積極投入創作，很多作品融和了西方的流行文化和製作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香港的通俗文化性格和「香港人」的意識。然而，政府對文學、視覺藝術和粵劇的不支持也不干預的政策，也令這些並非以大眾消費為對象的藝術得不到發展和提升，在商業競爭的環境下漸漸褪色，呈現凋零之態。一些國學大師（如牟宗三、錢穆）也因為香港的嚴肅文化意識日漸薄弱而相繼遷居台灣，一些本地文化人亦因為思想和創作得不到大眾共鳴而移居外國或出外遊學。嚴肅文化的消退，使香港的文化生態失去健康的上下交流，這也許令致某些通俗文化產品得不到提挈而走上媚俗、鄙俚和反智之路，而進口的西方精緻藝術（如歌劇、古典音樂）因與本地群眾的生活脫節，也很難融合出本地特色。

八十年代：具有明確目標的文化藝術政策（行政主導）

1981年，行政局制訂了推動及發展藝術的政策，目標有七點：
a. 為表演藝術提供所需場㆞與建設；
b. 為普羅大眾發展社區活動；
c. 提供職業先修及職業層面的表演藝術訓練；
d. 發展職業表演團體；
e. 在財政及資源的規限㆘，務求達到最高水準；
f. 設立表演藝術諮詢委員會；及
g. 給予表演藝術團體支持與鼓勵

這一時期為本港文化藝術政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它顯示港府隨著民主化的進程，讓公眾有限度地參與演藝活動的諮詢工作，但同時透過兩個市政總署的成立，加強政策執行方面的行政主導。

在行政主導的影響下，香港的文化藝術圖景可作如此描述：
i. 官辦的、輸入的精緻文化缺乏本土性格；
ii. 商辦的流行文化如電影、流行歌曲等，大都抄襲成風，以娛樂賺錢為主，雖然某程度上為香港建立了國際聲譽，但普遍缺乏藝術深度和創意；
iii. 新興的、基層味重的實驗藝術多處於業餘萌芽階段，職業水平不高，即使偶有高水平的表現，亦未受到足夠的品評和注意。

九十年代：面對回歸，官方與民間的互動

1992年底，文康科委託SRH市場調查公司，了解公眾對香港表演藝術的意見。這是首次政府部門用科研調查方式，嘗試了解市民對官辦文化活動的意見，意識到推廣藝術必須涉及各部門（教育署和市政局）的複雜性。

在九七過渡期間，政府及公共機構都初步以「微觀政策」（micro-policies）方式，零碎地（piecemeal）發表了藝術政策的官方陳述；文化界亦從政治中覺醒，相應發表了各種政策評論。文化界與官方的互動，正式啟動了總體文化政策的討論。

全文：
香港文化藝術政策回顧(1950-1997)

地道當係寶功夫練得好_梁款

2005-01-20T01:59:00.000Z

(節錄自明報副刊吳﹕吳俊雄周﹕周星馳)

在以下的專訪，你會見到一個有心、有腦、有情、有趣的周星馳。《功夫》對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啟示，莫過於此。

....
(一) 功夫是怎樣練成的﹖

吳﹕《功夫》上映後評論很多，有批評指這戲不似周星馳的電影。他們說以前周星馳的故事性強，小人物性格很立體，無厘頭的笑話很厲害，但今次這些東西相對較弱。有一個內地網民說《功夫》特技太犀利，情節反而被壓下去，小人物的性格含糊，你是否同意﹖

無論觀眾如何評價我都同意

周﹕特技太犀利，都同意，特技都幾犀利的。小人物性格……基本上觀眾無論有什麼評價或者感想，我都是同意的。戲拍了出來，觀眾去看，就是觀眾話事，你只能做一個調校，有那些有用，我需要再改良，有那些是我要取捨的。

吳﹕以前的戲你由頭帶到尾，場面很多細節，人物很立體，但在這戲，你12分鐘之後才出場，好多群戲，變成放在無賴星仔身上的戲相對短少，有人就批評主角由無賴變成好人的過程醞釀並不足夠。

周﹕當然我拍時是覺得夠的，出來後如果有人覺得不夠，這個要跟進一下，希望下次連這方面都做好。你拍每套電影都有一些不同的東西想試，講明是群戲，相對來說你自己的戲就會少點，你就要貴精不貴多。當然有人覺得這不足夠，但以我現在的程度，我覺得OK。我覺得有些東西我已經鋪排了進去，但當然要觀眾覺得「是啊」才是……我自己好怕一件事﹕喂﹗不是啊﹗呢──記得起嗎﹖我在第32分鐘呢……喂，我那裏不是有個這樣的場面，我那裏的意思不就是什麼什麼來﹖這樣就死了，你要這樣每格告訴他，我這裏有個「啦」字，那裏又有個什麼東西，你都get不到……觀眾看不到，是你做得不夠，你再去告訴他是無用的。我只能說，這個要再研究，再跟進。

多看幾次《功夫》可能另有發現

吳﹕我明白你不喜歡「解畫」，但有兩點我想追問。第一是周星馳的角色由一個爛癱避世的人，忽然變得好有正義感，與梁小龍做一個那麼大犧牲的搏鬥，那個性格轉變從何而來﹖第二是主角最後彈上3萬英呎之後，忽然頓悟，然後一個如來神掌打下來那段，其實我小時也是功夫片迷，我常覺得一個普通人能夠變成一個厲害的功夫人，中間一定有一個過程，我覺得戲中對此缺乏交代。

周﹕那無法不解釋一下了。我原本的想法，是那人正站在一個邊緣，他本身是一個好的底子，不過環境令他以為想走另一條路。由第一場開始他在掙扎，可見他根本不是一個壞人，他不斷在說「我不是個好人，我要如何如何」，但壞人怎會說這樣的對白﹖一個壞人，他怎會說「我要殺人，我要做壞人」。那一下他砰一聲打下去火雲邪神處，其實他是隨時都會這樣做的。他處在邊緣，站在鋼線上，就在等人推他一把……那誰去推他一把呢﹖就是那個女孩子，那女孩告訴他﹕喂，你忘了呀，你救過我。其實那真正的台詞是﹕喂，你忘了呀，你是好人來的，為什麼你打劫呀﹖於是他就好矛盾，之後隔了一兩場戲又去到最後那個轉捩點，先前推了他，是否就即是讓他明白﹕我明了，原來我是個好人﹖不是的，戲劇上不是這樣，要去到某個位，某個抉擇的位，一是這邊，一是那邊，他就回去自己所屬的地方，那一棍結果他打下去個壞人那裏。於是最後，我又在破廟round up，元秋元華問點解你會突然間這樣﹖你還有什麼話說﹖然後他畫了一枝波板糖，其實這就等於告訴大家﹕其實我就是這樣。又是歸位的意思。

這些東西，我是第一次說出來，大家不明瞭，我認為是有技術上做得不好。不過，《西遊記》一開始上映時，人們沒有那麼瘋狂，後來多看幾次，呀﹗這個是這樣﹔再看，呀﹗那個是那樣。有時，我覺得《功夫》會不會有這個可能﹖多看兩次，你會覺得，咿──全部有齊喎。這個不出奇。
日度夜度都是幫其他人度

吳﹕這次你的確少了用對白，多用了波板糖。

周﹕其實這個也是我想嘗試的。嘗試有時需要有膽量。那些人說﹕嘩，你差一句對白，為什麼不說出來﹖你說出來又無人話你，說出來是天公地道，為什麼不說﹖想試試，看又如何。那時我認為不應該說出來，譬如有些位，像波板糖，我想不到一句對白，我想了很久，呀，他應該說些什麼﹖說那個波板糖令我走回正義的路上，你怎樣說﹖未必沒有這樣一句對白，是我想不出吧。
關於收起星仔這一點，我不知是否因為導演的工作。其實我自己要求好高，作為一個導演，第一你要講整個故事，第二你要處理每一個演員的部分，你要他們每一個都特別一點。我記得拍《功夫》時，好多東西，日度夜度，大部分都是幫其他演員度的。以前自己拍戲，每一秒都在想自己跟那句可以怎樣，跟的動作可以怎樣，但現在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想他要怎樣，我總覺得我自己「是但啦」，「得啦」。我自己都想再發揮得好一點，再勁點，再「出」一點，但有時顧此失彼。這個情在每一天拍攝都是如此，我最留意的肯定不是自己，我最留意的一定有其他演員，即使在看熒幕，都是在講其他人，然後有個人來告訴我，「喂，你唔掂喎」，大家都ok了，但自己「唔係好掂」。

（二）如來神掌打出全球化

吳﹕這套戲有好多招式，如鐵線拳和如來神掌，全部都是我們小時候見過的東西。《功夫》成功的地方，是將這些模糊的印象變成一些我們看得見的東西。但是有關練功這件事我想追問一下。功夫片我覺得最緊要不是最後的輸贏，而是練功的過程。例如《少林三十六房》其實完全是講練功的。練功令一個人的性格改變，思想道行更上一層樓，片中見到的如來神掌是一個好超級的武功，但好像突然出現，是不是你想了3日也想不到如何表達，因此放棄練功﹖

周﹕其實不是想不到，是今次不想做練功。練功是功夫片必備的東西，我個人尤其有興趣，因為我都是練功的。我的經驗是，在電影中有一樣主力的東西做得出來，已經好難得，千萬不要想做兩樣，或者三樣，是不能的。其實我最想做是好多高手，有高手，又有高手，跟住再有高手，這臥虎藏龍的感覺。嘩﹗原來他又是，跟住有個再勁點又出來，這也是以前看功夫片自己很迷的。我想今次主力做這個，所有東西都神秘點，不是你看他苦練3年有成。

吳﹕這套戲拍了很久，你覺得最困難的部分在哪﹖

正正要選最地道的

周﹕最困難是你要決定做這些東西。首先我要決定拍功夫片，然後是什麼功夫片﹖裏面打什麼﹖是虎鶴雙形還是如來神掌﹖因為好不同，功夫範疇好廣，你要有實有虛，該如何處理﹖當我最後決定做如來神掌、獅吼功和六指琴魔時，都有好多不同的意見。你要告訴別人，為什麼我覺得是work的。我實情認為這些是我們香港好地道的文化。當然也有人認為是太地道了，除了香港，誰會明白什麼是如來神掌﹖但我正正要揀最地道的東西，將它做到適合其他地方的人的口味，因為其他地方的人，正正就要他未看過的、不知道的、聽也未聽過的。譬如你為外國人煮食，難道你煮漢堡包給他﹖你當然弄個燒賣、排骨叉燒飯加隻煎蛋——太陽蛋、雲吞麵、「有咁地道得咁地道」。我亦相信他一定喜歡這些，他無理由來到你處，食你的東西，無理由又想你做個漢堡包或煎件扒來食吧﹗

我一定要最地道的東西，但我要用最好的技術，將它做到最好的quality，所以我一定用那些東西，包括音樂。有人會問，「唔係呀嘛﹖又如來神掌﹖」我就係，一定要係，無得唔係﹗你千萬不要功虧一簣，最後弄首貝多芬來襯如來神掌，這就「死畀你睇」﹗我的想法是﹕最地道的東西，是「寶」來的，好多都是「寶」來的，只是我們不當它是一回事，它就不是一回事，但你當它是一回事，其實它真的可以是「寶」。現在我們在所有的地方都破了華語片的紀錄，在經濟的角度看，其實我是做了很好的事，但沒有人意識到，可能大家只覺得我在香港自己跟自己鬥。當然我不會說電影是十全十美，不過要留意今次，雖然這個片叫《功夫》，但它是非常有香港色彩的東西，以往人們所謂不要太localise，說太過本地化，一定不成的。我覺得未必如此。我今次是掉轉來想，不localise的不用，暫時來說，so far so good。

（三）不懂創作的創意工業

吳﹕《功夫》是哥倫比亞投資的，規模很大，這令我想起過去幾年，香港電影市場萎縮，1993年有200多部港產片，去年只得60多部，留下來的是《功夫》、《新警察故事》，沒有了以前的《小男人周記》和《逃學威龍》，有些人會擔心，香港電影，以前什麼都有，奇觀大片有，特色小品也有，但現在沒有。你看香港是否已不能再拍小本、本地的電影﹖
香港電影最缺乏大膽創新

周﹕那又不是。我認為電影是創意行先。大又好，小又好，都應該有它的市場。現在香港電影界的確有些欠缺，特別幕後人才很缺乏。香港電影從來有個風氣，就是缺乏大膽創新。拍電影有時不到創作人話事，是付鈔的話事，付鈔的本身不懂創作、不懂電影，但懂得計數，好多時看盤數話事，看track record，「你不要P我講創作，我說這樣便這樣」。這本來無可厚非，但始終電影是創意工業。創意這兩個字是主力，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當你要將它變成一個倒模式流水作業的東西，那一定不會有好的結果。但這個要假以時日，要有一些好有遠見的老闆，其實我們以前有的，香港電影工業有個時期，鄒生、邵氏，他們年輕時香港電影都好蓬勃。

吳﹕香港電影有趣的地方是八、九十年代市場表面風光，但背後有好多創作上的限制，現在《功夫》給我的想法是整體上市場機會少了很多，但真正有做創作的能力，或者制度對創作人的支援，可能比以前做得更好。《功夫》那種面向亞洲以至世界市場，向外集資、慢工出細貨的模式，是否正在體現甚至開創一個新的出路﹖

周﹕這裏不能不講講我跟哥倫比亞之間的經驗。我剛才說在創作上的一些細節，比如我說要用如來神掌，要用鐵沙掌，我要用這件衫，這隻音樂，所有東西他們是支持的，好appreciate，會說「喂，好喎﹗」當然我相信我們同樣想再望遠點，想做些東西出來是worldwide的。作為一個大的studio，他們固然想這樣，能夠跟他們有這樣愉快的合作，我認為是一件很好的事。有時不是說他是美國大公司就一定好，未必的，我認為最緊要開心，如果你不開心，大家想法不一樣，再大也無用……好多人覺得大公司會看住你，mon(monitor)住你，阻撓你，我自己的經驗並沒有。他們都是想做好件事，為什麼要阻你﹖有些東西，可能大家都是行家，都是創作人，一說出來便知這些是work的，這些是不work的，好容易解決到問題。我有事不明白我會問他，他又會回覆「咿，好喎」，「係高手來喎」。
....

Book Review_Voice to the Voiceless(1)

2004-12-16T22:31:00.000Z

剛看完這本書，很想跟你分享其中內容：
Srampickal, Jacob (1994) Voice to the Voiceless: The Power of People’s theatre in India, London/New York, Hurst/St.Martins.

這本書簡介民眾劇場的發展，搜集了在印度不同群體的劇場形式，探討人民力量如何藉民眾劇場帶來社會改變。本書分六部份。先來介紹第一部份。

一．戲劇的媒介與發展

I. 「發展」的概念

A. Modernization Theory
這理論以西方世界的發展為基礎，由傳統農業社會到工業文明，旨在提升科學及技術，以改善人民生活。故在此理論下的「發展」，意指較落後的國家倣效西方的進步模式，提升社會的經濟增長及生產力，以縮減貧富懸殊的鴻溝。代表人物包括Weber, Durkheim, Tonnies and Spencer。

B. Dependent Theory
在印度，Modernization theory 不但未能縮減貧富懸殊的鴻溝，反而西方文化、消費主義及經濟概念與印度的社會產生很大的不協調現象。殖民價值的注入引起很大的反響。Andre Gunder Frank 指出這只會強迫發展中國家進入一種資本結構的國際關係，強化她們對西方國家的倚賴，助長不平等的發展模式。這種支援式的資本關係是具剝削性的‘In essence, Western capitalism had develop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發展應是循序漸進的自然演變。

C. Theory of Conscientization
Freire是一位巴西哲學家及教育學者。他主張發展的概念應該遠遠超越經濟增長、生產力及階級鬥爭，他以「價值values」、「道德ethics」、「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及「生命的完整性fullness of life」來定義發展。學習的過程必須具備「行動」及「反思」兩方面。教育提升人民的意識，讓人民從心理及物質的壓迫中解放出來，進行社會參與、團結關懷及集體行動。對Freire 來說，教育若不是解放性（liberating），就是馴化(domesticating)。

'Freire believed that development implies liberation, namely a freeing from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shackles of existence within a 'culture of silence' to the humanization of self as part of the community'(p.6).

'It is the dialectical interplay between action and reflection that constitutes the process of conscientization' (p.7).

Key concepts: banking system (traditional education), dialogue, education to critical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raising, conscientization

什麼是發展？
發展可分為物質發展 (material development)及人類發展 (human development)。人類發展乃關注社群的需要及為了社群利益而作出改善的能力。Natt Colletta 總結「真正的發展authentic development」應旨在提升人民生活水準、生命質素及人性尊嚴。

其中一個由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Geneva) 列出真正的發展應具以下五個結構性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

1) Need Oriented：滿足人物質與非物質上的需要
2) Endogenous：社會的內在價值及遠見
3) Self-reliant：社會內部的資源及能力
4) Ecologically sound：本地資源生態及對外在資源的可及性
5) Based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無論在郊區、城市及以世界為視點，在決策上須考慮各項社會關係、政經活動、土地分配及權力結構。

發展與知識(knowledge)及權力(power)有密切的關連性。印度的傳統價值及文化被西方意識形態及殖民主義所侵蝕，印度的精英份子大都失去他們的文化身份，認為自己的本土文化是次一等的。

II. 大眾傳媒與發展

媒介被用作教育、新意念的灌輸、政治宣傳及商品推廣。
大眾傳媒的帝國主義加強印度各鄉鎮城市的都市化，鼓吹美式的個人主義、精英主義、種族主義、物質主義、保守主義、侵略神、浪漫思想等，逐漸消減印度本土發展。

南方朔_布殊為何贏得美國大選？

2004-12-14T18:08:00.000Z

節錄部份內容：
美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把保守派力量統合起來，並擁有全美最大的電視、廣播、資訊網絡，是布殊贏得總統大選的關鍵。儘管布殊勝選，分裂已成美國政治的背景，愈來愈深的猜忌、對抗、群眾性抗爭已難以避免。除非美國找到新的中道精神，否則分裂只會擴大，甚至引發難以預料的意外，成為全球的負擔。
…
所謂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指的是他們都相信《聖經》所說的，即是上帝無誤的話語。因而他們相信世界末日大戰，以及最後的審判。而落實到現世上，則是他們自視為上帝的選民，要替上帝重臨做好準備。由於有著這樣的信念，在他們的政治觀裡，遂只有善惡之分﹕近年來，過去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之子富蘭克林．葛培理稱「伊斯蘭是非常邪惡敗德的宗教」﹔美國南方浸信會前主席魏尼斯（Jerry Vines）宣稱「穆罕默德是個被惡魔附身的戀童癖」﹔而基督教右派長老羅伯特森（Pat Robertson）宣稱「穆罕默德是個眼睛布滿血絲的狂人、強盜和土匪」。這都是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世界觀的具體顯露。

也正因他們相信這種「終末論」（Endism），在「九一一」之後，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氣勢更盛，他們以撒旦來比喻伊斯蘭世界的人物，從而更肯定了他們作為上帝選民的信念。在信念固執化之後，反對他們的，也就成了撒旦的門徒，他們不但不會理睬，外界愈反對，他們反而更相信自己是真理的一方。這是基督教基本教義派與民粹愛國主義的合一，全世界再反對，只印證了他們更正確。

也正因此，在四十歲因為酗酒而成為「再生基督徒」的布殊，其實乃是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一員。儘管在表面上，他不能講出基督教基本教義派那種極端話語，但在實質的政治操作上，他所仰仗的，皆為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支持。他的主要身邊紅人如親信羅夫（Karl Rove）、智囊瑞德（Ralph Reed）等，皆是他和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之間的主要橋樑和操盤手。他們藉著自己的傳播通路散布消息，真正確實訊息根本就發揮不了作用。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不受大報言論的影響，不受電視辯論的影響，縱使美國近百名諾貝爾獎得主聯名反對布殊，也都產生不了作用。原因即在於他們早已有了自我封閉的傳播通路。他們活在自已的神國裡，不實的文宣、不實的謠言在這樣的通路裡，自然而然成了真理。這次美國大選，布殊陣營的謠言和中傷操作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即在於他們有著一個龐大的自我封閉傳播通路。
...
版權所限，不得轉載。全文請看亞洲週刊網站2004年11月14日十八卷四十六期：
布殊為何贏得美國大選？－南方朔

閱後感：
南方朔分析布殊如何藉美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勢力順利贏得大選。這股勢力潛藏著分裂美國的重大危機。
打著真理的旗號，可以殺人放火，以侵略他人的財產，踐踏他人的土地，妄顧他人的生命財產。一場一場以屬靈為名的政治戰爭，確實令人有點不寒而慄。難怪在回教國家裡，人民想起「基督徒」，只知道是象徵著「醉酒、奸淫和武力」了（這是我一位猶太裔神學老師說的）。

我的禱告：
天父啊，我是無知的人。面對世界的複雜性，我實在不能理解。然而，我不想因為自己的知識淺薄而退縮，求天父賜我聰明智慧，好叫我明白各樣的道理；更求天父給我屬靈的洞見，叫我懂得明辨是非，如何在最微小的崗位上作你的見証。這世界是你的，你愛世上所有的人，不論膚色、不論宗教、不論文化背景。求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主教我們謙卑自己，不妄稱祢的名。願我們效法主耶穌的謙卑捨己，將主的愛與他人分享。

孔誥烽_從流氓資產階級看西九

2004-12-03T23:07:00.000Z

12月 4日星期六【明報專訊】:

紅灣半島與西九的爭議，表面看來只涉及城市規劃中的利益輸送問題，但它們背後，其實反映了回歸後香港發展的結構性困局。

30多年前，美國學者Andre Gunder Frank曾著有《Lumpenbourgeoisie, Lumpendevelopment》一書，分析當時拉美經濟停滯和政治封閉的底蘊，一時成為發展社會學的經典。書中描述的拉美發展困局，竟與今天的香港有幾分相似。

Frank指出，中、南美洲各國自19世紀擺脫歐洲殖民統治後，並未像歐洲般孕育出一個熱中於工業革命、廢除封建制度和推動民主改革的進步資產階級，反而出現了一個無心發展經濟，只顧掠奪土地資源的「流氓資產階級」。他們擁有廣大莊園，通過出口天然資源或農產品致富。他們只須不斷侵佔、瓜分還未開發的土地即可增加收入，所以無興趣推動拉美的產業晉及。

圈地致富的大財閥
他們憑�與當地專制政權的共生關係及與華府（即拉美非殖化後之真正宗主）的裙帶關係，確保對土地資源的壟斷，亦憑其與金融財團的人際網絡，掌控了資本市場的水源。在此一格局下，矢志於推動拉美經濟轉型的實業家，也就一籌莫展。這一流氓資產階級在拉美當家150多年，拉美經濟的落後狀態和拉美政治的專制腐敗特質，也隨之持續了150多年。

反觀香港，華資大財團在70年代冒起並挑戰英資財團對本地經濟的壟斷，無疑對推動本地經濟利益的多元化和確立香港的大中華金融貿易中心地位，起了很大的進步作用。但這些財團不少在80 、90年代的泡沫經濟中地產化，又在97後以其對特區政府和北京的政治忠誠換取龐大特權利益，今天已蛻變成能隻手遮天、圈地稱王的大財閥。他們追求的高樓價高地租，與我們吸引更多外資企業在港落腳的轉型需要背道而馳；他們將科技文化項目轉化成地產項目，更是葬送了我們一個又一個產業晉級的契機。

90年代，拉美不少國家的實業家、中產階級與低下層在漫長的聯合抗爭後，終於推倒了流氓資產階級與軍事獨裁者的聯合專政，成功落實了民主化與經濟改革。但當拉美民主化之際，香港卻日漸拉美化，至今只能靠北京的輸血袋與國際炒家的熱錢繁榮市面。這能不令我們急嗎？
(作者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閱後感:
看到這篇評論，又令我想起大學時做的論文題目：解放神學。
拉丁美洲人受著各種不公義所壓迫，人民生活在貧乏之中，解放神學也就此出現。

解放神學，指 1960-1970 左右在拉丁美洲的神學運動。在 1968 年拉丁美洲羅馬天主教的主教們在哥倫比亞的 Medellin 組成一個議會發表一件聞名世界的宣告：教會過去都是與壓迫者的政府同一邊，但信仰的真義應從窮人或被壓迫者身上才能體會的，所以應該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Solidarity with the poor)。他們先與窮人和被壓迫者同一戰線，神學概念也必須要是立足於與苦難的人同在的角度去發展。

解放神學，簡而言之，就是要先委身、行動，才能發出神學思想架構。
在這個越來越不公平的香港，我們的信仰反省 (reflection) 和行動 (praxis)又可以是怎樣呢？

其他參考文章：
謝任生：貧窮問題（貧窮人與教會福音事工的契機)

Dorothy_Praesentia

2004-11-20T15:15:00.000Z

Abstract of my Dissertation

Praesentia
The Sesame Approach in Chinese Culture:
A therapist’s study in Hong Kong

Dec 2004

Key Words: 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Sesame Approach, therapist, client, art form, praesentia

Abstract
Amongst Westerners, there is a belief that ‘playing is itself a therapy’. By contrast, the Chinese believe that ‘playing has no inherent advantages’ and that ‘playthings distract from one’s aspirations’. It appears therefore that Chinese valu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ones. How then can drama and movement therapy (The Sesame Approach) be used cross-culturally, especially amongst the Hong Kong Chines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a therapy study conducted in Hong Kong,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he Sesame Approach has been applied withi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o develop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is Approach.

In Hong Kong, six elderly women with senile dementia from a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and sixteen members of a rehabilitation centre suffering from physical disabilities, chronic diseases or mental problem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ll participants and centre-workers were Hong Kong Chinese. Thirty-eight drama and movement therapy sessions using The Sesame Approach were conducted. The research used a combination of methodologies, namely practice as research, reflective practice, grounded theory and ethnography. In addition, techniques such as 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 journal entries, videotap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formal interviews were employ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reflective practitioner-researcher, four distinct elements in the set of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s were researched: therapist, client, art form and culture. Themes such as verbal expression, the relational self, playing with nothingness and therapeutic presence evolved from working with the clients. A cross-cultural reflective framework for the set of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s was develope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esame Approach in Chinese societies were evaluated. In conclusion, Praesentia, the Latin word of ‘presence’,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optimum expression for encapsulating the therapist’s experience in this study.

陳雲＿香港你哪裡也不用去

2004-11-15T22:51:00.000Z

——酬答龍應台之「虛火集」

龍應台女士的野火，用來燒台灣的民國政府或大陸的中共政府猶可，用來燒一個有一百六十年以上現代行政史、比日本明治維新還要早成立的香港政府，就顯得力不從心，虛火一場了。香港的政治經濟與官風民俗，錯綜複雜，高明如前中聯辦主任姜恩柱，離任之際仍謙恭有加，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

　　龍女士現為香港大學訪問學者，在二○○四年十一月九日在港大演講，翌日復於《明報》刊登長篇講稿〈香港，你往哪裏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的一點偏頗的觀察〉，批判香港主流的「中環價值」，提出去殖民地化、民主化與文化政策的種種見解。龍女士空有熱心野火，然而遇上的是有百年現代政府的香港、處於中西夾縫的香港，她的去殖與民主理論，昧於現實政治，流於生拉硬套，而她對香港文化政策的重重提問與匆匆論斷，則是鸚鵡學舌，無的放矢。香港公共資訊開放，文化部門和藝發局的網頁搜尋便利，香港大學也有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近在咫尺，龍氏曾出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居港日子亦不短，豈可孤陋寡聞若此？龍氏乃正道中人，貧道撰文回應，非要摧折正氣，而是寄望其能深耕細作，煉無明虛火，為三昧真火。

西九龍的研究準備

　　先從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研究籌備和保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群的安全「實務」談起，再處理更危險的去殖與民主化「虛務」。龍女士的去殖、去英國化，以民間集體智慧代替官府精英決策之議，貿然行之，與民進黨的「去中國化」議程一樣，自毀江山，凶險無比。

　　不是民選但是開放理性的香港政府，是內斂型（non-articulate）的政府，官員格於政治現實，未免木訥寡言，但部門律令嚴明，重大程序甚少出錯。龍文指稱，港府「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復說「西九龍簡直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似是疏於研究，過於妄斷，以致其批評未能鞭闢入裏，殊可嘆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連串百老匯暢銷劇目（如《劇場魅影》）在香港文化中心公演，大發利市，甚至要擠走若干原定的節目檔期，令藝術經理人和政府當局驚覺有商業市場的藝術節目在香港大有可為，然而大型文化場館檔期有限，不容長期暢銷的節目公演，紅墈體育館亦長時期供不應求，當局於是覺得必要全面評估文化場館，研究是否需要填補場館設施之不足。規劃署遂在一九九八年委託羅祖添顧問公司（Roger & Tym）進行《文化設施需求及制訂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研究》（簡報請見規劃署網頁），調查香港社會的文化需要，評估直至二○一一年的文化設施需求。報告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公布，是香港首次文化設施需求之綜合研究，研究方法包括背景研究、調查與諮詢（包括公眾對藝術的態度調查、設施使用者調查、文化界訪談及多次諮詢論壇）、國際經驗，以及需求評估及確定主要課題。鑒於政府已管理甚多演藝場地，而市場導向的場地似乎不宜由官家經營，報告書遂屬意私營機構發展新文化設施。此外，香港文化場地往往因為土地限制，採用垂直發展模式（如香港藝術中心和其他文娛中心），然而要「成行成市」，始終要有一個橫向聚落發展模式的「藝術區」，於是建議研究西九龍填海區為文化娛樂發展區，並綜合規劃灣仔至中環海傍的文化設施。諮詢會議中，有規劃師援引中環蘭桂坊的例子說明，由單一業主經營，較易協調整體風格。與此同時，原香港旅遊協會也延聘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何弢博士，以專家身份再度規劃和評估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龍的文娛藝術綜合發展區定位來自業界意見和專家評估，吾人大可置疑其判斷是否得宜，但不可否認此程序。港府是有超逾百年歷史的現代政府，程序周密，調查研究未必技術超群，但總不會遲來或缺席。龍文說西九龍會否照顧其他社群（如兒童和弱勢人士）的文化權利，是昧於西九龍在文化市場的定位，而且其他眾多文化場地也有既定政策照顧市民此等需要。自市政局年代始，即有文化統計載於年報，供議員與公眾查考。康樂文化署的文化統計，亦在政府統計年報公布；觀眾調查、需求調查、藝術教育等亦無或缺。統計處有住戶文化消費專題調查（一九九三、一九九九），藝術發展局有民眾調查和藝術家需求調查。整體性的研究方面，二○○二年，藝術發展局開展香港藝文指標研究；同年，康文署完成香港文化及表演設施的大型顧問研究；去年九月，中央政策組完成創意工業基線研究；今年十月，民政事務局啟動香港創意指標研究，中期報告昨天在剛結束的亞洲文化論壇上發表。早在一九八九年，龍氏痛罵的殖民地政府就已聘請英國的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來港研究藝術發展，指出在全球化與創意經濟來臨之際，香港必須大力發展藝術，發揚本土文化，鞏固香港品牌。

舊建築非神聖不可侵犯

　　龍氏高舉中環的舊司法建築群的歷史價值，比喻為老祖母的日記本，說它充滿冤獄血淚，敦促政府先做歷史檔案調查，斷不能就此公開招標。查該址見證香港早期的現代法治精神與執法制度，亦有英式殖民地建築風格，港府遂於一九九五年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該址三組建築列為法定古蹟，其後亦完成相關歷史調查。龍文說政府未做歷史調查即進行招標，是小看香港的行政程序了。香港的檔案制度嚴密，是否真的要「研讀每一個個案，書寫域多利監獄史」，則留待警政或獄政的史家定奪，香港亦有警隊博物館和懲教博物館之設。

　　原址保存與否，要視乎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周遭環境和社區共識而定。保護文物建築的趨勢，第一波是王宮聖殿、議政廳堂之類的古建築，第二波是故居舊宅、蒸汽廠房、警署監獄、火車站、倉庫市街等舊建築。第一波的歷史遺址，傾向原址保存，第二波一般用「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的保護策略，照顧文物修復標準、美學風格和公共安全之後，容許改建或改動用途，化為藝術村、展覽廳、餐館旅舍、時尚商場等，融入周邊環境，促進永續發展，減低公帑負擔（中環舊司法建築群引起的文物保育理論爭議，容後再述）。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龍文最凶險之處，在於貶斥英國殖民者不尊重當地的文化和歷史，呼籲要「脫離殖民」，重新發現自己。欲為善政，須通風俗。雖則英國人並無法國人之迷戀異域文化，但重利的英國人因要有效統治殖民地，亦頗重視當地歷史民情，堪稱懷柔統治。人類學與民俗學就是英國法國等殖民官建立的學科，英國的普通法也重視香港風俗（如承認某些《大清律例》）。格於政治現實，港英不會扶植中國文化，亦無意壓制，香港遂成為流亡文士的避風港，保存了國學、繁體字、舊式中文和粵語，清明重陽也放公假。公民社會則在英式法治環境下健康成長，由老牌的東華三院到新興的論政團體，由守舊的宗親祖堂到激進的托派組織，都可包容。

　　殖民政府不一定輕視文化，香港的舊建築，不論英式唐式，都大量清拆，是因香港缺乏腹地以供迴旋，數十年間人口以百萬暴增，以及經濟轉型急速，剛為輕工業開闢了新市鎮，大陸就開放改革，香港金融商業服務旋即興起，以至市中心樓房土地需求甚殷。相反，環境壓力少於香港的澳葡政府，就大有餘力保存舊。龍氏鼓吹的民選政府亦不一定尊重舊物，反而有時會因為要開徵政費、彰顯政績、大派福利等原因而更為強勢開發。吾人毋須高估勞動人民的文化覺悟，願意籌措巨資修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的，並非民主黨或街坊會，而是老牌何東家族也。

　　港人有必要反省自己，惟不可輕言去殖。古人有言，「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同理，深植香港華人社會的英國典章文化，已是寄存於香港的現代中國文化之一支（恰如蘇俄黨政文化融入大陸一樣）。香港為中國現代化之前沿，港人應將英國典章融會貫通，歸化中華，再反饋大陸。我們要補回當年因為中英爭拗而未在香港施行的英國政策（如戴卓爾時代的財政緊縮和公共行政改革），也要追趕貝理雅時期的創意經濟。香港要先修正單向淺薄的西化，完成深度與綜合的西化，再回歸中華。先托樑換柱，再歸根復命。

　　刻下大陸台灣，苦難深重，危機四伏。港人毋須親共，亦毋須去殖，只要立身中正，守住老本，任他八方風雨，我自時來運到。香港往何處去？邊度都唔使去也。

梁文道＿我不相信

2004-11-12T18:23:00.000Z

我不相信——西九文娛區文：梁文道（十一月十二日，明報）

在過去幾十年來，大部分的香港商界對文化藝術都沒有太大興趣。尤其是長實、新地、恒基和信置等財雄勢大的華人地產商，對藝術的贊助次數和金額可說是寥寥可數。這個秋天，他們卻都突然「文藝」了起來。過去幾十年，除了藝術中心等極少數的例子，文藝場地設施的興建營運大都由政府一手包辦。民間人士和文化界爭取多年，希望把政府公務員管理的場館開放給民間管理；1999年時政府殺局，也曾在諮詢文件允諾研究民間參與文藝場館管理的可能，結果幾年研究下來全無動靜。這個年度，政府卻突然對私人搞文化充滿了無窮信心。

廣告
一個從來沒有商人參與文藝設施經營的城市，一搞就要搞大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人類有史以來由單一財團營運的最大的文化區域。所以一般市民面對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信」字。

縱觀兩岸，許多企業財團都有支持文化藝術的長期資歷，甚至直接出手營辦硬體設施。例如北京有保利集團的「保利劇院」，台灣則有豪門辜家出資的「新劇場」。香港呢？恒基地產這麼多年來做過什麼？他們在這個月贊助了春天話劇團的3場演出。而龍頭長實則連本地重要藝術建制藝穗會的贊助申請也拒之門外。反觀被摒出局的太古地產則自80年代開始年年資助香港藝術節。如今卻有地產商出資邀請傳媒記者周遊列國博物館，希望一向牙堅嘴利的香港傳媒明白商人想搞好文化的「苦心」和「國際視野」。也有財團領導在記者會上公開承認過往對文藝沒有多大興趣，但自從看過畢加索的《巡遊》之後，就「深受藝術的感染」了。

所謂「資本家」，是一種特殊的身分概念，源起於法國大革命時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人唯恐被沒落的貴族嘲諷，所以用各種方法把自己包裝得很有文化。於是奠定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的概念傳統，那就是一個人若稱得上是資本家，不能只是擁有硬性的財富資本，還得有軟性的文化資本。此所以連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也要在發�之後大手筆地購入達文西手稿，以彰地位。此外，西方資本家也投入許多金錢辦基金會，支持學術研究和各種公民社會行動，一方面幫助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另一方面則可彌補社會市場化帶來的問題。其中縈縈大者如「福特基金會」，雖然是美國背景，但也願意資助第三世界一些相當激進的另類研究和社會發展計劃。反觀香港，許多資本家雖然耗巨資捐助社福醫療和教育計劃，卻不脫華人富豪「做善事，積陰德」的傳統，或者以冠名硬體建築「揚名聲顯父母」。更甚者，有少數人以上娛樂版為增加文化資本之道。把企業定位為向公民社會負責，成為公民社會一員的理念，在華人圈子裏仍不普及。
文化藝術的基礎建設是一種涓涓滴滴、細水長流的長遠工程。倫敦西岸被認為是文娛區域規劃的典範，但它是由多個私人機構分頭組建，彼此競秀，歷經數十年實驗才成就出來的。香港沒有私人機構管理文藝場地的經驗，政府又堅持不放手中大量的文藝場館獨立運作，卻突然之間要從天而降一個巨大的文化天幕，就算有多少公關表演，也無法令市民真心信服。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龍應台＿香港你往哪裡去？

2004-11-09T13:18:00.000Z

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

04年11月 10日星期三
【明報專訊】到稅務局繳完了稅，下樓時覺得特別神氣，從此以後多了一重身分�香港的納稅人。寫這篇文章，就是在盡一個香港納稅人的義務，當然，也是權利。

從稅務大樓出來，橫過幾條大道就可以到石水渠街，我要到那兒買一把野薑花。窄窄的石水渠街是一個露天市場，擠擠攘攘的，人情味十足。鞋店前放�幾個水桶，火百合、滿天星、野薑花，隨興地「扔」在裏面，愛買不買。海產店前一攤一攤的鮮活漁貨。一隻巴掌大小的草蝦蹦到隔鄰的一籠青翠的菠菜上，又彈到地面�嚇了一跳的家庭主婦將牠撿起，笑瞇瞇交還給魚販。腆�肚子的屠戶高舉�刀，正霍霍地斬肉�千錘百鍊的砧板已經凹成一個淺盆。駝背的老太太提�菜，一步一步走在人群裏，雖然擁擠不堪，她不慌不忙，顯然腳底熟悉每個地面的凹凸，眼裏認識每個攤子後面的鄉親。

野薑花聽說來自南丫島的水澤裏。我買上一大把，抱在懷裏，搭上開往石塘嘴的老電車，一路叮叮噹噹晃回西環。

三件事串成一條公民教育考題

如果我是香港的公民教育老師，我會出這麼一個考題�

中區警署十七棟古意盎然的歷史建築要交給地產商開發。灣仔的石水渠街露天市場要拆除，古老「印刷一條街」利東街要拆除，灣仔老街市要拆除⋯⋯舊的，老的、矮的建築，狹窄的擁擠的老街老巷，要讓位給玻璃和鋼筋的摩天大樓，變成昂貴的公寓大樓或者寒光懾人的酒店商廈。

西九龍文娛區的競標廠商紛紛提出了規劃，毫無意外地，全是地產財團。標書指定要有的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地產商正在進行全球性的合縱連橫、做如火如荼的宣傳。香港的報紙突然每天都是國際美術館的長而拗口的名字。

同時，公民教育委員會製作了一個宣傳短片，《心繫家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配上溫馨動人的畫面，每天在新聞報道前播出。精心包裝的愛國教育在悄悄進行中。

請指出，以上看起來互不相關的三件事，隱藏�什麼內在的關聯�試從三件事中看出香港的文化政策及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態。

「中環價值」壟斷香港價值

香港宣傳自己的標語是�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這個自我標榜沒錯，觀光客所看見的香港也是這樣一個面貌�地面上有高聳入雲的大樓、時髦精美的商店，地面下是四通八達的運輸密網、人定勝天的填海技術。看得見的是名牌銀行林立，貨櫃碼頭如山，看不見的是精細複雜的金融制度，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清廉效率的政府、法治的管理。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舖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炫麗，不會看見深水�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嘴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近七百萬人中有一百四十五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裏�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尼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

這樣的敘述，其實也不正確，因為我很快就發現，香港裏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拆，拆，拆

九龍城寨，調景嶺，早就拆了。因為九龍城寨和調景嶺骯髒、混亂、擁擠，用「中環價值」來衡量，代表了令人羞恥的「落後」。九龍城寨和調景嶺所凝聚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情感，是掃進「落後」的垃圾堆裏一併清除的。

旺角的朗豪酒店剛剛落成。龐大的建築體積坐落在窄窄的上海街上，高牆效應使上海街上的人變得非常微小，彷彿老鼠爬在牆角下。啟德機場移走之後，九龍的建築限制改變，朗豪預告了九龍將來的面貌�九龍也將中環化。

灣仔的Mega Tower酒店也是地產商一個巨大的建築計劃，如果通過，意味�灣仔老街老巷老市場的消失，老鄰居老街坊的解散�意味�原本濃綠成蔭的老樹要被砍除，栽上人工設計出來的庭園小樹，加棚加蓋鋪上水泥，緊緊嵌在大樓與大樓之間。

Bauhaus風格的老街市要被拆除，藍色的老屋要被拆除，石水渠街的老市場要被拆除，中區警署的歷史建築群，包括域多利監獄，要交給地產商去「處理」，讓他們建酒店商廈。更多的酒店，更多的商廈，更多的摩天大樓，像水淹過來一樣，很快要覆蓋整個香港。

祖母的日記能招標嗎�

來香港一年，有很多的驚訝，但是最大的震驚莫過於發現，香港政府對於香港歷史的感情竟是如此微弱。讓我們看看中區警署。就藝術而言，中區警署建築群的風格代表了殖民時代的美學，在香港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建築。就歷史而言，域多利監獄當年監禁過反清的革命志士，也殘害過反日的文人。是否監禁過孫中山，史學家還在辯論�即使將來證明沒有，辯論的過程本身也已經為歷史添加了重量。而即使沒有孫中山，難道戴望舒的獄中血淚還不足以使這個監獄不朽嗎�＊

獄中題壁
如果我死在這裏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當你們回來，從d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太陽，沐�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1942年4月27日

＊戴望舒是詩人，《星島日報》副刊編輯，因宣傳抗日而被日人於1942年春天監禁於域多利監獄。

除了戴望舒之外，還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歷史深埋在域多利監獄裏�牢房裏頭若是江洋大盜，他可能突顯了香港的治安史�若是因貧困而犯罪的升斗小民，他就呈現了香港的底層庶民生活史�若是飢寒交迫的非法移民，他就刻劃了香港顛沛流離的遷徙史�若是屈打成招的政治犯，他就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史押上了筆錄。

每一個牢房、每一面牆，都是香港史的證物。我敢說，域多利監獄裏的每一塊磚都是濕的，因為它滲透了香港人的母輩祖輩的淚水和嘆息、香港人集體的創傷和榮耀。政府哪裏有權利把它交給地產商去「處理」掉�你會把祖母手寫的日記本拿去招標出售嗎�

監獄是要保留的，政府說，但是環繞監獄的很多其他老建築，不是太珍貴。或許，但是，請問，做過完整的歷史調查嗎�認真問過市民的想法嗎�歷史建築的文化價值若是真正被重視，為什麼我們只聽見「經濟效益」四個字�監獄的歷史意義若是真正被珍惜，你可能把它和周邊環境截斷，讓它孤伶伶地站�，被高聳逼人的酒店和商廈包圍�

如果我是⋯⋯

作文題目�如果中區警署建築群是在台北，我會怎麼做�

如果我是文化局長，我會馬上成立一個專案小組進行這幾件事�

1.對市長和財長進行說服�歷史記憶是市民身分認同的護照，使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

2.對十七棟建築的每一棟進行深度多元的歷史調查。以域多利監獄為例，委託歷史學者開啟所有監獄檔案，研讀每一個個案，書寫域多利監獄史。透過對政治犯、冤案、犯罪紀錄、懲罰與感教制度演變等等的研究，香港與中國近代史以及英帝國殖民史血肉相連的一頁可能有嶄新的視野出現。如果資料夠豐富，甚至思考成立監獄博物館，譬如墨爾本的監獄博物館就是那個城市最辛酸、最動人的一個歷史博物館。

十七棟建築，就是十七種最疼痛、最深刻、最貼近香港人心靈的香港史。以後每一個跟�老師進去走一遍的小學生，都會從一塊磚裏頭看見自己的過去，從而認識自己的未來。

3.向企業及大眾募款，發起認養古蹟運動，成立國民信託基金。大企業可以捐巨款，小市民可以「一人一百塊」做古蹟之友。基金用來修復古蹟，同時作為永續保護以及管理經營之用。

如果我不是決策官員而是個小市民，那麼我會用盡力氣發起公民反抗運動，串連所有的非政府組織——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小學家長會、被虐婦女保護協會、勞工權益促進會、文史工作室、青年義工⋯⋯，包括國際組織�我會結合所有大學的歷史系、建築系、城鄉研究、都市計劃、景觀系所以及教育學院將來要為人師者的學生和教授們，與政府進行長期的抗爭。我會靜坐、示威、遊行。我會不間斷地投書給本地和國際的媒體，我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求援，向國會議員申訴�我會尋找律師探討控告政府的可能。

最後，告訴你我最後會做什麼�我會用選票把不懂得尊重文化、輕視自己歷史的政府選下去，換政府。但是香港的政府是不能換的，因為沒有普選。

西九龍�為誰而建�

香港政府不僅止將充滿歷史記憶的老區交給財團去開發，空曠的新地同樣放任財團去發展。西九龍簡直就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香港核心區最後一塊濱海的鑽石地帶，如果講明要做商業開發，靠賣地賺錢，也就罷了，可是政府說，這將是文化項目，要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等等，要在文化上建設香港。

要建設一個文化的香港，是不是先要知道香港有什麼，缺什麼，哪裏強，哪裏弱�在招標之前，起碼有幾十個非做不可的研究調查�：

譬如藝術教育整體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裏有多少藝術教育�與國際評比如何�藝術教育缺哪一環�香港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有怎樣的文化素養�西九龍規劃需不需要把青少年的藝術教育當作核心思考�？

譬如創意產業調查分析�哪一個產業在香港最具競爭力，最值得重點扶植�如何扶植�動畫是否已被韓國領先�水墨是否有發展空間�設計是否是香港的優勢�如果是，應該設立博物館還是設計學院還是兩者都不要�?

譬如藝術人才培養計劃�除了補助以外，是否應該有制度的變革�是否應該提升智慧財產的保護、是否應該加強大學的藝術科系，西九龍如何用來培養本土創作⋯⋯

譬如欣賞人口的擴展�18歲以下的藝術欣賞人口有多少�什麼獎勵或補助制度可以創造欣賞人口�什麼設施可以吸引更年輕的藝術欣賞者�？

譬如弱勢公民文化權的普查�65歲以上的長者看什麼戲、聽什麼歌、享用到幾成的文化設施�盲者、聾人、單親媽媽、同性戀者、坐輪椅的、精神病患、監獄犯人、外籍勞工、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的弱勢族群、貧窮線下的赤貧者、赤貧者的孩子⋯⋯享用到多少文化的公共資源�康文署所提供的活動裏他們的參與是幾成�如果弱勢者的文化權沒有被照顧到，那麼西九龍是否應該將之納入考量？

譬如現有文化設施的全面體檢�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等等，現有多少參觀人數�藝術教育效應評估如何�是否低度使用�是否浪費空間�是否經營不善�是否資源重疊？�

譬如2030年香港文化發展藍圖的提出�香港對自己的文化期許、文化定位是什麼�它所缺的究竟是草根性質的社區兒童圖書館、街坊藝文活動中心，還是水晶燈紅地毯、一張椅子一萬塊的現代演藝廳�要補強的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現代的還是傳統的、本土的還是國際的？

譬如⋯⋯

零零星星的研究確實在進行中，但是並沒有整體藍圖。好像掛一張巨大的文化地圖在牆上，將宏觀的未來藍圖透明疊在現存狀態上，就可以清楚看見自己的強項和弱點。西九龍應該發揮什麼功能，應該包含什麼設施，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必須放在這樣一個宏觀、前瞻的藍圖上去思索，才是負責任的規劃。

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財團怎麼做呢�他關心香港的藝術發展嗎�他了解香港的文化潛能和文化困境嗎�他有文化的前瞻能力嗎�他對邊緣人、小市民的文化公民權要負起責任嗎�

西九龍落在商人手裏，於是我們就看見典型的香港商業操作上演�一個說，邀了龐比度來開分店，另一個就說要與古根漢合作，第三個更厲害，找來了「八國聯館」，號稱要聯合北京的故宮、芝加哥美術館、俄羅斯埃爾米塔日故宮博物館、羅浮宮和奧塞、澳洲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商人玩藝術家、建築師、美術館的名字跟他們玩Gucci皮包、Bally皮鞋、Armani服飾、Dior化妝品手法一樣，只是文化的意義被淘空。

有沒有人在問�這些聲名顯赫的國際美術館進到西九龍，為香港人帶來什麼�香港的孩子會得到更好的藝術教育�本地的藝術家會得到更多發表的空間、創作的資源�香港文化會從此紮根，香港人會因而對香港文化更有自信�還是說香港因此會吸引法國人來香港看羅浮宮和奧塞分店，吸引美國人來香港看古根漢分館，吸引俄羅斯人、加拿大人、西班牙人來香港看他們國家的東西，或者北京人來香港看故宮典藏�

西九龍究竟是為什麼而建�為誰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藍圖究竟是什麼�人文素養的厚植、文化發展的永續，策略又是什麼�如果對人文有關懷，對未來有擔當，這些問題都是決策者不能逃避的問題。

但你不能對商人這樣要求�商人是為了賺錢發財而存在，政府才是為了關懷和擔當而存在。對香港的孩子、藝術家、文化發展、城市前途有責任的，不是這些商人，是政府。當政府沒有關懷和擔當時，那就是一個有問題的政府。開發，是香港的意識形態

老區成片成片地剷除，新區不經思索地開發，財團老闆坐在推土機的位子上指揮，政府官員坐在冷氣呼呼的辦公室裏微笑。當財政司長笑瞇瞇地宣布要「開發」大嶼山──建設刺激遊樂場、水上遊樂場、高爾夫球度假村⋯⋯我又像野貓一樣弓起背、毛髮直豎，想問�你的2030年城市藍圖是什麼�發展還是保育的抉擇、香港的城市定位，都清楚了嗎，在你把綠油油的大嶼山交給財團、變成工地之前�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大樓的反光，很冷�飛鳥誤以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樹，老樹下有老人，老人心裏有這個城市特有的記憶，他的記憶使得店舖有任何人都模仿不來的氛圍、氣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麼什麼都不怕的年輕人開起新店，店裏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釘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達。離了婚的女人開起咖啡館，每一隻杯子、每一張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個人美學的宣示。老婆婆的雜貨店賣的酸菜還泡在一個你從小就看過的陶缸裏，成為你日後浪�天涯時懷鄉的最溫暖的符號。

香港不是沒有這種個性和溫暖，買得到野薑花的石水渠街、印過喜帖和革命文宣的利東印刷街，都是香港最動人最美麗的城市面貌。但是在「開發」的意識形態主導下，他們在一條街一條街的消失，被千篇一律面無表情、完全看不到「人」、看不到個性的都市建設所取代。

政府和財團進行土地的買賣，嘴裏吐出天文數字，對�鏡頭談經濟效應�我納悶的是，那麼誰在負責思考�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你可認識歌賦街�

我所目睹的21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英國人統治時，他所立的銅像、所寫的傳記、所慶祝紀念的生日忌日、所歌頌的傳奇、所愛惜的古蹟、所命名的街道，當然都是英國角度出發的人物和歷史。對於中國和香港本土的歷史記憶，是漠視和輕視的。王韜、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蕭紅、張愛玲、許地山、戴望舒、蔡元培、錢穆、徐復觀、余光中⋯⋯這些名字都沒什麼意義。華人因鼠疫而死亡的口述歷史、房舍因大火而焚燒殆盡的遺址、鄉民因抗英而犧牲的地點、大罷工時工人集會的廳堂、文人因反日而被害的日記、魯迅演講的大堂⋯⋯在殖民者眼中，無關緊要。

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寫、被漠視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被殖民者丟到垃圾堆裏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擦乾淨，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認，一字一句地讀，從脆弱泛黃的紙張和蒼白的字�裏，重新發現自己是誰。「脫離殖民」意味�，每一個香港孩子走過中環歌賦街時，知道「歌賦」（Gough）不過是某英國陸軍中將的名字罷了，但是他更知道歌賦街44號的中央書院是孫中山讀過的學校，歌賦街24號是孫中山、陳少白等「四大寇」意興風發秘商革命之處。

「脫離殖民」意味�，把殖民者所灌輸的美學品味、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了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後殖民的政府會把本土的文化歷史古蹟、老街老巷老記憶，即使不美麗不堂皇不甚體面，一點一滴都當作最珍貴的寶貝來保護珍愛。

我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發生。

文化缺席的政府

更確切地說，殖民者並非僅只不重視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則上不重視文化，因為文化是思想，思想勢必意味�獨立思考和價值批判，這些都是對統治的障礙。從香港政府的組織架構就看得出，文化在這個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上，是毫無地位而且極端邊緣的。香港沒有文化的專責機構，文化藝術「夾帶」在民政局的業務內，與捕鼠滅蚊、足球博彩、郵票設計、幫傭管理、游泳池清潔、大廈與旅館業監督等等混在一起。民政局的「使命」列出十四條，其中只有兩條直接與文化有關，哪兩條呢�

最重要的是文康，也就是說，香港對文化的理解還停留在辦理康樂活動的層次。另一條是古蹟保存。把古蹟保存列為十四條之一，不是很不錯嗎�但是你發現，古蹟保存的工作是由一個層次極低的三級單位來負責。在民政局屬下還有各種圖書館、藝術館、博物館等等，各自辦理自己的活動。這個結構所突顯的是，文化處於下游，根本進不了最上游的決策，或者說，在最上游的決策機制裏，根本就沒有文化的思維和視野。

我們可以想像這樣一個鏡頭�最高的決策會議討論中區警署的議題時，財政司長、工商局長、經發局長、運輸局長、房屋及規劃局長可能都從經濟本位去發言，那麼誰站起來為古蹟的文化傳承和歷史意義去力排眾議、「咆哮公堂」呢�民政局長的本位不一定是文化，可能是民政。所以文化的位子上，其實是空的。所有的決策，就在文化缺席的狀�下，做了。在一個文化缺席的政府結構裏，當然經濟效益可以超過任何別的考慮，開發意識形態可以勢如破竹地進行，都市建設可以由財團主導，城市品味由工程及經濟官僚決定⋯⋯

為什麼會這樣呢�殖民者在的時候，他無心厚植文化根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的家。開發是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開發所得，豐富了他的母國——他真正的家。至於開發是否犧牲一些其他的價值，譬如社會公義或歷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虛弱，他不必在意。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意味�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也就是說，在後殖民政府裏頭，文化理應成為首席局。

但是我並沒看到這個過程在香港出現。

一萬個口號抵不過一支老歌

殖民者挾其母國的現代化優勢，他的政府一定是由菁英思維主導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官員掌握知識、能力和權力，一切的決定由上而下貫徹。捉襟見肘時，一通午夜的電話掛往母國，第二天早晨已有指示。母國畢竟文化厚重，經驗嫻熟，往往還在殖民地創出優越的成績。於是所謂脫離殖民，就是在別人的「大腦」抽走了之後，開始產生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從哪裏來�當然是民間。

脫離殖民意味�政府從原本居高臨下的菁英位置走下來，與自己的平民站立在同一高度對話�中區警署保存或開發，灣仔老區保護或拆除，由市民的意志主導。康文署也不再是所有活動的主辦者，不再掌握所有資源，不再是藝術家和表演團體仰望的施捨者，民間自己實力強大、百花齊放。脫離殖民意味�本地的學者、專家、文化人會取代殖民者的「大腦」深入政府的決策過程，不再坐在林林總總的「諮詢委員會」裏當政府假裝民主的花瓶，而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實質主要動力�西九龍的文化定位，大嶼山的開發與否，都會有一個深刻的公民辯論、知識界文化界專業較勁的過程。同時，當人民開始真正參與決策，開始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時，公民社會於焉成形。

我也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產生。

我目睹的，反而是另外兩種過程。一方面，殖民者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方式照樣推�香港快快走，用原來的高效率，但完全不見「大腦」的更新。另一方面，新的「公民教育」悄悄發酵�「心繫家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調成甜甜的飲料，讓香港人喝下一杯「愛家愛國」。幼稚園的孩子們學唱「起來，起來，起來⋯⋯」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被簡化為愛黨的政治正確。

中國，不是不可以愛。殖民者曾經多麼地防備你去愛它，連鴉片戰爭都一筆帶過。但是中國值得香港人去了解、去愛的，是它的法官還是它的囚犯�是軍隊還是人民�是唐詩宋詞還是黨國機器�是它的大地還是它的官僚�香港如果要對中國作出真正重大的歷史貢獻，是去順從它還是去督促它�公民教育該教孩子的，恐怕不是愛什麼，而是怎麼愛，如何選擇所愛。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老師們帶�孩子去行香港的山，教他們認識島上的野花野鳥�是讓維園阿伯成群結隊地去開社區大會，辯論灣仔要不要Mega Tower�是讓大學生在做了中區警署的歷史訪查之後，組隊到政府大樓去示威抗議�是讓中學生學習關懷尼泊爾和印度裔香港人的悲苦和孤獨，讓社區媽媽們組織「濕地保護協會」、「石澳文史工作室」、「古蹟之友基金會」⋯⋯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下一代清清朗朗以自己腳踩的土地和文化為榮。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孩子們知道，當你不同意一個政府的思維和決策時，你如何站出來挑戰它、打敗它。

如果讓假的公民教育生根，令人擔心的是，香港人還沒來得及從前面一堆廢紙堆裏找出祖母的日記，已經被後面轟隆傾倒下來的新的紙堆撲倒。

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被殖民者開始認真地尋找自己、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疼愛自己。每一次遊行，每一次辯論，每一場抗爭，都會使「我是什麼人」的困惑變得清澈。每一棟老屋被保存，每一株老樹被扶起，每一條老街被細心愛護——即使是貧民街，都會使人們驚喜�原來我的腳所踩的就是我的家、我的島、我的國。要人民愛家愛國嗎�不要花納稅人的錢去製作宣傳吧�你不要拆掉他的老屋老街，不要剷除他的參天老樹，不要拆散他的老街坊，不要賣掉他祖母的日記本，他就會自然地「心繫家國」，歌於斯，哭於斯。

認同，從敢於擁抱自己的歷史和記憶開始，而一萬個政治人物的愛國口號呼喊，不如一支低沉的老歌，一株垂垂老樹，一條黃昏斑駁的老街，給人帶來抵擋不住的眼淚和纏綿的深情。老歌、老樹、老街，代代傳承的集體記憶，就是文化。公民社會，從文化認同開始。

中環價值，無法創造人文底蘊�殖民思維，無法凝聚公民社會。而且，別再告訴我「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因為沒有民主保障的自由是假的自由，它隨時可以被你無法掌握的權力一筆勾消。再說，中區警署若是拆個精光，你能怎麼樣�但是你能怪政府嗎�連小學生都知道�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所以，香港，你往哪裏去�

光與熱之必要

這裏所有的批評，都是以偏蓋全的，因為明明已經有這麼多人正在努力，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內部�保護海灣的運動，灣仔區議會對灣仔老區的關懷行動，四年前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點滴心血，牛棚書院、Project Hong Kong和種種社運團體的努力，媒體文化版的持續討論，專欄作家的日日呼籲，甚至民政局所主導的種種文化論壇⋯⋯在在都顯示，香港的公民能量和人文反思有如活火山地殼下的熱氣，在噗噗蠢動。七一遊行，是熱量的凝聚。但是，原有的中環價值和殖民思維堅固巨大如鐵山，七年了，鬆動的，是那麼地少⋯⋯

我只能把黑人作家James Baldwin的話偷來，送給所有正在艱難地放光放熱的香港朋友們�文化傳承是內聚的，它約束了我�天賦權利是外擴的，把我和所有生命永遠地連結。但沒有人可以只要那天賦權利而不接受他的文化傳承。（My inheritance was particular, specifically limited and limiting. My birthright was vast, connecting me to all that lives, and to everyone, forever. One cannot claim birthright without accepting the inheritance.）

2004 年 11 月 9 日
龍應台 - 文化評論人，前台北市文化局長

Smith_Waiting

2004-11-02T13:17:00.000Z

Waiting is our destiny as creatures who cannot by themselves bring about what the hope for.
We wait in darkness for a flame we cannot light,
We wait in a fear for a happy ending we cannot write.
We wait for a not yet that feel like a not ever.
Waiting is the hardest work of hope.

- A Poem by Lewis Smith

Dorothy_My first pastel drawing

2004-10-20T20:46:00.000+01:00

My first pastel drawing